4 天命的自覺

明萬歷年間（1616）崛起於東北一隅的清朝在太祖一代平定整個東北地區，與人口不啻百倍的明朝相抗衡，戰事一直延續到其後的太宗時代，到第三代皇帝順治帝時，清朝便挺進北京，平定全中國，這的的確確是中國歷史上的奇跡。滿族人自己也一定為這意想不到的成功吃了一驚。在傳統的滿族思想中，這是在滿族的守護神“天帝”的護佑下實現的。清朝進入北京後便將業已焚毀的明朝宮殿基本依照原樣重建，唯一的區別是在位於內廷的坤寧宮深處的院子前，設有祭天的竿子，這被稱作“神杆”。另外，在皇城的東南角建有稱為“堂子”的建築物，這是滿洲式祭天最神聖的靈地，在此行祭禮是清朝天子的特權。

在中國人民看來，明清易代是天命所歸。到那時為止，承受上天之命統治中國的明王朝已墮落不堪，天命拋棄明朝轉而讓清朝統治中國人民。滿族人進入關內，隨著漢化程度不斷加深，普遍接受了天命思想。毋庸多言，雍正帝也是其中之一，他對天命深信不疑。滿洲的“天帝”和漢人的“天”畢竟是同一個“天”，在恩惠滿族人的同時也必須惠澤漢人。

康熙帝從三十五位皇子之中唯獨選出雍正帝繼承大統，這自然也只能被解釋為天命使然。在眾皇子圍繞儲君之位進行的激烈爭鬥中，大概誰都沒有預想到最後的勝利者會是雍正帝吧！是降於清朝的天命在眾皇子中選擇了雍正帝。

天命既是權利，也是義務。保證天下萬民的生活，使其各安其分是天子被賦予的任務，如果不能完成這個任務，天命也許會再次離開，轉向他處。“天道無常”，天命早晚會從不配承受它的人身邊溜走。這就意味著革故鼎新。實現天命既是對天的義務，同時也是對祖先的義務，也是對全體滿族人的責任。

雍正帝擔此大任而踐天子之位是在其四十五歲之時。若是可以相信雍正帝所說的話，那麽他此前曾極力避免接觸現實政治。這也是避免深陷於兄弟互相爭鬥的漩渦而必要的自保之術。他自己說：

［朕向在藩邸，謹守節度，實未留心吏治，亦並未交接一人。是以踐阼之後，］［臣工皆所未識，政務皆所未經。］完全不知所措。

但此言必須打個折扣再聽。雍正帝表面上沒有參與兄弟間的內訌，但並不是完全對此采取超然世外的態度，只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場上從容不迫地冷眼旁觀事態變化罷了。與此同時，他並不怠於深入觀察人情世故。不受拘束地生活於藩邸的非嫡長子身份，讓他也有閑心對父親康熙帝的施政方針進行冷靜的評判。後來皇帝在給大臣的一封書信的一節中，有一句抱怨頗值得玩味：

朕是在藩邸閱歷世情四十五年，備嘗世間辛苦才成為天子的四阿哥。朕非生長深宮之主，若懷輕朕之心，恐將來噬臍莫及。

這恐怕是雍正帝的肺腑之言吧！

那麽，在雍正帝眼中，康熙時代的政治究竟如何呢？康熙帝作為寬仁大度的君主享有極高的評價，若將此稱為“民間的評價”卻名不副實。輿論歸根結底不過是有權有勢者的輿論，在民間，處於最底層的苟延殘喘的貧民們多數被排除在輿論範圍之外。若一日不從早到晚片刻不得休息地勞作就無法維持生計的農民們根本沒有精力制造輿論。輿論不過是來自知識階層的政治家在政治之余飲酒作詩之時散發出來的貴族的香氣罷了。

康熙帝的時代，一言以蔽之，是寡頭政治的時期。寡頭政治並非發軔於康熙帝時期，也非開始於清朝。有史以來，歷朝歷代無不實行寡頭政治。在中國，時代愈靠後，寡頭政治發展愈快。明朝狼狽不堪的亡國也是寡頭政治招致的敗局。

興起於唐宋時代的高級文官考試，即科舉制度成為制造政治寡頭的溫床。聽起來，公平地選用人才是好事情，但為了參加檢驗在經典古籍方面的教養的科舉考試，人們至少要進行十年以上的學習。若不是在經濟上和時間上都有充分保證的上流階層，就會因為實際問題而無法參加科舉考試。不參加科舉考試就無法成為官吏，即使成為官吏也無法指望能出人頭地。考中科舉考試、成為官吏的人，憑借一己之力便可以斂聚錢財；與此相反，若是沒有一官半職，僅僅想要維持手中的財產也困難重重。因此，財產、官位、教育和文化都向特殊階級集中起來。政治為這個特殊階級服務，輿論也擁護這個特殊階級。

官吏們先是因為擁有萬貫家財才做了官，接著又因為做了官而斂聚起萬貫家財。究其原因，若不與官吏勾結，就無法建立任何企業。無論是商業、工業還是礦業，為了和官吏疏通關系，都要耗費巨額資金。於是，與政府權力緊密聯結而成立的企業，例如，像鹽業一樣的壟斷企業，就可以獲得巨額利潤。這些利潤當然不是為了興辦正規企業而積蓄的資本。其中大部分被政治寡頭攬入懷中，只能促進毫無意義的消費罷了。因此，企業家為了彌補向政治寡頭上供所造成的損失，或怠慢國家稅收，或向下榨取勞動成果，不得不從這兩種方法中選取一種。若是允許資本家偷稅漏稅，則國家財政必定會破產；若是榨取勞動走向極端，再生產便無以為繼。在大多數王朝的末期，這兩種現象並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