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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利奇雖然不確切地知道該做些什麽，但他知道必須采取點激進的行動來對付紐約本部人員的懶散。但當西奧多·伯恩斯坦向卡特利奇建議讓A.M.羅森塔爾替換紐約城市版主任的職務時，卡特利奇卻猶豫了。1962年，羅森塔爾當時是《紐約時報》駐東京的記者。羅森塔爾39歲，沒有一點兒當編輯的經驗，差不多近十年沒有在紐約生活了，也許會因為害怕承擔管理紐約隊伍並努力改造他們的繁重任務。卡特利奇還懷疑，這位記者也許會因為怕失去《紐約時報》讀者所看重的署名文章而不接受這樣的安排。“羅森塔爾”發自東京——此前是發自波蘭和印度——的報道，具有一種特殊的風格，一種熱情和可讀性，以及對政治和人物的細微之處的敏感性。1959年羅森塔爾在波蘭因被當地政府指控為“深入刺探”其內部事務而遭到驅逐，此後他獲得了普利策獎。羅森塔爾在波蘭為馬克爾的《時報雜志》寫的一篇文章，根據的是對奧斯威辛集中營的采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曾在那裏用毒氣室殺害了幾百萬人。這篇文章，成了一篇經典報道：

因此，奧斯威辛並沒有什麽可以報道的。只有一種想要報道奧斯威辛的沖動，這種沖動來自一種不安的感受——拜訪過奧斯威辛但離開之後沒有說點或寫點什麽，將會是對不幸死於奧斯威辛的死者最嚴重的失禮行為……

如果羅森塔爾被任命為城市版主任，他的記者生活也就結束了。羅森塔爾就要用他的全部時間和精力來解決新聞編輯部的問題，這很可能是他不願意做的。最優秀的記者，幾乎毫無例外地渴望得到公眾的承認和喝彩，他們不會輕易用這些東西來交換行政生活的豐厚收入和匿名權力。然而，一個記者得到了各種獎章，到過了所有地方，采訪過了每一種所能想得到的報道，他就會開始認識到他的工作有點重復了——形式和地點似乎都是一樣的，輕車熟路，沒有任何新的挑戰。當然，如果一名記者能像賴斯頓那樣得到一個專欄，記者生活仍可能是有趣的。但如果這個人注定20年或25年一直當記者，就有可能停滯不前或碰到挫折，直到他退出報紙工作，嘗試一下新的東西。如果他有機會成為一名編輯，他也許會找到一種刺激。卡特利奇在當了編輯後從沒有懷念過報道工作和記者署名文章，克利夫頓·丹尼爾也是這樣，也許羅森塔爾也會這樣。但只要C.L.蘇茲貝格還在為《紐約時報》寫國際新聞方面的專欄，羅森塔爾得到一個專欄的機會就微乎其微。也許39歲的羅森塔爾繼續盡可能地從事他的寫作事業，但如果他有成為一個偉大編輯的願望和才能的話，如果他能夠多少激發起懶惰的人員，並把他的技巧傳授給其他記者的話，那麽他作為一名記者遭到的損失對《紐約時報》來說就是值得的。至於對羅森塔爾本人是不是值得，就另當別論了。卡特利奇想了很多，對讓羅森塔爾進新聞編輯部的事情覺得沒把握，於是決定在近期到東方旅行時，用點時間和羅森塔爾多接觸，了解他的情緒，看他是不是已經厭倦了在海外的寫作和生活，是不是願意回家，嘗試一下新事物。

在東京，羅森塔爾正在過著自己的美好生活。他同妻子和兒子居住在一個有榻榻米的住宅裏，有仆人服務。他為日本人民所著迷，欽佩他們的效率和勤奮，喜歡他們在一座快樂而迷亂的城市中所展現出的活力和熱情。在美國軍隊的保護下，日本人專注於工業擴張和經濟發展，將他們作為寫作的對象有著無窮的樂趣。日本的女人既快樂又聰明，在羅森塔爾看來，男人老是在做事——賺錢，做愛，跳舞，唱歌，無憂無慮地盡情享受。這就是日本對羅森塔爾最有感染力的東西，他不會為他們感到悲哀的。他們在享受繁榮，他們知道如何去生活，他們通宵達旦地喧鬧，每天早晨又毫無內疚地起床。羅森塔爾很快就被他們的情緒所影響。可是過去在波蘭，羅森塔爾感到了陰暗、壓抑和懷疑，正如他在《紐約時報》上所寫道的：“在波蘭，對每天看到和聽到的東西都有一種奇怪的感覺，這些東西看起來、聽起來是平常的，但總會讓人嚇一跳，就像中了玩具槍射出來的子彈一般。”他1954年到1958年間在印度工作。印度的情況有所不同，在許多方面甚至更糟。周圍的街景顯現出難以置信的貧困，羅森塔爾感覺到了一種令人煩惱不已的痛心和內疚。他對自己在印度所看到的情況是毫無準備的。盡管此前有一天在聯合國，克裏希納·梅農[注：克裏希納·梅農（V.K.Krishna Menon，1896—1974），印度外交家、民族主義者，被《時代》周刊評為印度第二偉人（第一是印度獨立後的第一任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1947年印度獨立後，任印度駐英國高級專員，1952至1962年任出席聯合國代表大會的印度代表團團長，1957至1962年任印度國防部長。]曾事先對他有所警告。那是令人不愉快的一天，羅森塔爾僅僅因為自己在梅農談論貧困時隨意地點點頭，就引起了這位印度外交官的氣憤——“你不要這樣對我點頭！你根本不知道我談論的是什麽樣的貧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