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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春，特納·卡特利奇去了蘇聯。這是一次既能拿到獨家新聞，又能名正言順離開辦公室的旅行。他事先根本沒有想到尼古拉·赫魯曉夫會給他一次專訪機會。蘇聯正在發動它所謂的和平攻勢，最近打出的一個標題是“莫斯科的晚會是黨的新路線”。所以卡特利奇本能地做出反應，給赫魯曉夫和布爾加寧，給朱可夫、莫洛托夫、葛羅米柯等人發了海底電報，並在4月28日晚從紐約乘坐飛機去哥本哈根，然後轉乘一架蘇聯飛機，第二天降落在莫斯科。他在機場受到了《紐約時報》駐莫斯科分社社長威廉·喬登的迎接。喬登告訴他，今天有一個盛大的接待活動，是日本大使為慶祝天皇生日而安排的，在莫斯科的一個賓館裏舉行。所以他們就去了，在那裏卡特利奇見到了赫魯曉夫。

在一個大而擁擠的房間裏，卡特利奇看見了赫魯曉夫。他是一個善良快活、笑容可掬、胖得像豬似的人，被日本外交官和記者團團圍著。卡特利奇還注意到在房間的另一端有個粗壯的人物，蘇維埃部長會議主席尼古拉·布爾加寧，他站在長桌旁，桌子上是臟盤子、空的和翻倒的瓶子、用過的杯子以及在宴會上被弄皺的桌布。布爾加寧也被一些人圍著，但人群比赫魯曉夫的小一些。布爾加寧微笑著，向日本人鞠躬。卡特利奇認為，他的舉止和一個在肯塔基德比賽馬會後舉行的聚會上的肯塔基上校[注：肯塔基上校（Kentucky colonel），指肯塔基州政府頒發給為該州做出貢獻的個人的榮譽稱號。]沒有什麽不同。分社社長喬登，會說俄語和一點兒日語，領著他走向布爾加寧的圈子，並做了介紹。布爾加寧鞠個躬，伸出手，歡迎卡特利奇來到蘇聯。說了一番幽默輕松的話後，布爾加寧提議祝酒，他轉身取了一個瓶子，但酒已經喝光了，一位助手又拿著一瓶伏特加跑過來，布爾加寧和卡特利奇舉起杯子互祝幸福和健康。在這個時候，赫魯曉夫出現了，步子輕快，臉色紅潤，布爾加寧把他介紹給卡特利奇。卡特利奇又祝了一次酒。此時他沒有提出采訪的請求，但這是一個好兆頭，在接下來的一周裏就更好了。在一次聚會上，一位蘇聯官員向卡特利奇敬酒說：“祝《紐約時報》一切都好，”並且說：“當然，我認為對《紐約時報》最好的事情和你認為對《紐約時報》最好的事情是很不相同的。但這就是差別。”

在觀看了五一節遊行和到基輔和列寧格勒做了走馬觀花的旅行之後，卡特利奇得到通知，他的采訪要求已經被赫魯曉夫接受。赫魯曉夫要卡特利奇在5月10日星期五下午去克裏姆林宮。采訪前的夜裏卡特利奇早早就上床了。他已經有了一個問題清單，這是他在紐約的索爾茲伯裏、丹尼爾和莫斯科的喬登的幫助下準備好的。第二天，在蘇聯外交部一位新聞官的陪同下，卡特利奇在指定的時間和喬登一起來到了克裏姆林宮。當他們被領進赫魯曉夫的辦公室時，赫魯曉夫從他的桌子後面跳了起來，伸出他短粗的小手，引導卡特利奇走到一張長木桌旁，請卡特利奇坐在一張挨著他的椅子上。

卡特利奇通過一個坐在桌頭的翻譯說，他來蘇聯不是要爭議什麽事情，而是要了解赫魯曉夫的觀點，然後把它們傳達給《紐約時報》的讀者。卡特利奇解釋說，他負責《紐約時報》的“事實的”方面，和“編輯的”方面沒有什麽關系。這種區別是赫魯曉夫不能理解的，他多少暗示這對於經營一家報紙來說無異於發瘋。他對卡特利奇提出按問題進行采訪。這次采訪持續了兩個小時，采訪過程中洋溢著對美國友好的口氣，和平共處的希望，並且提到了蘇聯的力量。這次采訪再次證明了赫魯曉夫已經表明要反對斯大林主義。卡特利奇通過《紐約時報》直接把反斯大林主義的信息傳遞給華爾街的資本家和華盛頓的政治家。

隨著采訪繼續下去，赫魯曉夫似乎興奮了起來，自由地做手勢，滔滔不絕地回答問題。卡特利奇在等著翻譯時，陷入了深思：卡特利奇極力提醒自己注意這個場合的重要性，讓自己記住，他現在坐在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面前是這架機器的總工程師，一個能對維護和平或毀滅世界有重大影響的小個子。在理智上卡特利奇能使自己相信這一點。他承認這是一個事實，但他根本感覺不到它。也許是因為距離的缺失。這個與共產主義一號人物面對面的會面沒有給想象的自由發揮、新聞闡釋、電視幻覺——那一系列能夠制造恐怖遊戲的信息裝置和策略留下任何空間，而這些裝置和策略確實在麥卡錫主義盛行的歲月造成了舉國上下的猜疑；確實在核彈危機時將樂觀主義者全部趕進了防核塵掩體，將他人趕出了城市；確實在伊斯特蘭聽證會時撼動了《紐約時報》自身的平衡。在克裏姆林宮，卡特利奇能聽得見赫魯曉夫的呼吸，看得見他的藍眼睛、紅臉龐和粗脖子以及勞動者的雙手，並且知道，如果換上合適的打扮，將那個周六下午的場景安插在某個密西西比小鎮的法院廣場，赫魯曉夫也並不會顯得離奇——在這裏，卡特利奇一直聽說的共產主義威脅的險惡的幽靈並沒有使他感到警覺，卡特利奇沒有以任何方式被吸引住，感到平靜或被打動。他什麽都感覺不到了，他已經碰到了情感的死亡地。幾個月後，他還在極力分析這種反應缺失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