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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成千上萬的美國人來說，他們第一次而且也是唯一一次看到時報大樓的內部，是在1954年春天的一個星期天下午，當時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公共汽車》（Omnibus）節目的一批攝影人員獲準到新聞編輯部去現場電視直播《紐約時報》人員編輯第二天報紙的工作情況。像大多數該節目的內容一樣，這是一次壯觀的展示，一直由阿利斯泰爾·庫克用柔和的英國口音來解說。攝像機在新聞編輯部來回運動，拍攝編輯們低著的腦袋和正打字的記者們起皺紋的腦門。阿利斯泰爾·庫克描述了這個安靜的場面，用的就是阿道夫·奧克斯會喜歡和欣賞的聲調。庫克的評論介紹了報社工作隊伍的規模、付出的努力和為出版每天的報紙需要的開銷，然後他穿過新聞編輯部去和一個英俊的灰發的人講話，這個人斜著站在那裏，雙臂交叉，靠在挨著牛欄的一張桌子上。這個人就是阿瑟·海斯·蘇茲貝格，他在這個星期天來到辦公室參加這次公演。

蘇茲貝格溫和地談起他的職員，表達了對他們的驕傲和自己的謙虛，他還評論了新聞界在民主制度中自由而負責的角色。然後攝像機轉到樓上拍攝一個大塊頭的寬肩膀的表情嚴肅的人——查爾斯·梅茨。他坐在自己的桌邊，在讀一篇為明天的《紐約時報》剛剛寫完的社論。攝像機後來捕捉到了四層排版室的工作——衣服沾有墨跡的印刷工穿著圍裙正在撿字，用橡膠大頭錘敲在鐵字形板上；不出聲的排字工直挺挺地坐在龐大的萊諾鑄排機後面，手指輕輕地在字盤上滑動，發出了把稿件上的字變成鉛字的叮當聲。攝像機還轉進了正在開會的主編辦公室裏，在桌子的一頭坐著放松的和慈祥的卡特利奇。在他的右邊是西奧多·伯恩斯坦，左邊是羅伯特·加斯特。桌子的對面是城市版主任弗蘭克·S.亞當斯，兩邊是國際新聞主任伊曼紐爾·弗裏德曼和國內新聞主任雷蒙德·奧尼爾。在桌子的兩邊坐著其他編輯，包括攝影編輯約翰·拉多斯塔，他是在迪馬喬—夢露事件之後取代約翰·倫道夫的。

盡管一些編輯在攝像機和麥克風前稍微有點拘謹，但他們總體上保持了鎮靜，他們顯然引起了電視觀眾很大的興趣。這期節目結束後不久，《紐約時報》的電話交換台接通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幾百個祝賀的電話，其中一些是已經退休的《紐約時報》老人的電話，他們說這期節目令他們非常懷念。還有來自《紐約時報》記者的幾個稱贊的電報，他們在美國主要城市的分社觀看了這期節目——理查德·約翰斯頓是從芝加哥拍來的，塞思·金是從得梅因拍來的，格拉德溫·希爾從洛杉磯拍來，勞倫斯·戴維斯從舊金山拍來，還有其他幾個人，包括華盛頓的賴斯頓，他給卡特利奇的電報寫道：“你們大家幹得很好。有人打電話說他想訂閱《紐約時報》，聽起來他好像直到今天才聽說《紐約時報》。”

這是令《紐約時報》人非常滿意的一天，是充滿兄弟般和諧的一天，它只是簡練地證明了展示在電視屏幕上團結的畫面。這個畫面無疑對《紐約時報》的人產生了積極影響，使他們想到了這個機構的壯觀和他們對報社做出的有意義的貢獻，這是他們在過去的一年——《紐約時報》最令人不愉快的一年——沒有太多想到的事情。在這期節目播出前三個月，發生了一次照片制版工的罷工，得到了《紐約時報》大多數新聞人員的支持，其結果是《紐約時報》在歷史上第一次未能出版。這次罷工盡管持續了不到兩周，但不僅擾亂了報紙的出版，而且還激起了一些工作人員深深的個人不滿：一些記者和編輯穿過時報大樓外的糾察線去上班，他們招惹了大多數沒有過線的人的敵意。甚至在罷工平息之後，新聞編輯部裏的破壞罷工者也遭到了《紐約時報》一些人的排斥，這些人現在正向勞工領袖，而不是奧克斯的精神尋求指導。

報紙已經成長到了家長制容納不下的規模，或者對許多職員來說是這樣的，他們意識到高層經理對於更有效率的經營操作的欲望——如果是這麽回事，那麽這些職員就要更多地自我保護和講求實際，更多地信奉工聯主義，減少對《紐約時報》浪漫的看法。這種態度很快以隨意的方式出現了，以致有些記者每當晚下班半個小時左右，就會跑到城市版主任那裏索要加班費——在過去的日子裏，《紐約時報》的人嫌不好意思而不會這樣做，認為偶爾加班是一件榮譽和快樂的事情，因為報社通常很少要求他們這樣做，而且也有早早下班的傳統。但這種舊的思維方式迅速地在新聞編輯部裏消失了。盡管這期節目短暫地使《紐約時報》的人想起了這家報紙對美國意味著什麽，盡管這在新聞編輯部一段時間裏有它健康的回光返照，但並沒有持續太長時間。在這期節目三個月後，邁耶·伯格，紐約總部最有聲望的和令人尊敬的記者告訴一些編輯，他正在考慮退出《紐約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