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卡特利奇在埃德溫·詹姆斯手下工作的六年期間是極其小心的，只有一次讓詹姆斯生氣，是關於詹姆斯的兒子米歇爾的事。

米歇爾·詹姆斯是一個瘦骨嶙峋的人，有著灰黃色的膚色和憂愁的神色，不時地有一種頑皮的微笑。他穿著緊緊的有點稀奇古怪的衣服，和一只叫作比德特的狗住在下曼哈頓區格拉梅西公園附近，經常光顧格林威治村當時被看作是更先鋒派集中的地方。假如他是一個60年代而不是40年代的年輕人，他或許就會被嬉皮士所吸引。但在戰後時期，先鋒派還不成氣候，沒吸引力，對於異議也沒有統一的奮鬥目標，所以紐約的放蕩不羈的文化人主要是一些過於公開的、老邁的鄉村“人物”。在一些故意肮臟的酒吧裏，聚集著年輕的作家、畫家、同性戀舞蹈編導、設計師、紐約大學的不很激進的學生激進派、同黑人有過少許不清白關系的初次登台的女演員——在這個環境中還有很大一部分無法形容的人。他們在市郊工作，穿著時髦便服，憑沖動按他們的想象和收入所允許的條件來生活。在後一個團體裏就有詹姆斯。

他出生於巴黎，當時他父親在那裏當記者。他能熟練地講兩種語言，英語說得也許比他粗魯的、愛用口語的父親更好，說法語就像他的巴黎母親一樣好。埃德溫·詹姆斯把他的包括兩個女兒在內的全家帶到紐約市生活後，米歇爾被送到了普林斯頓大學，1941年從那裏畢業。在戰爭期間，米歇爾加入了美國空軍，成了B-17飛機上的投彈手，這是埃德溫·詹姆斯為自己的兒子感到最自豪的時期。他把米歇爾穿軍服的照片加框後擺在他的《紐約時報》的辦公室裏。他讓《紐約時報》的一個戰地記者經常向他報告米歇爾在歐洲的活動。這個記者的報道一般是些順風順水的消息，直到有一天詹姆斯聽說米歇爾由於生病而錯過了一次轟炸任務——正是在執行那次任務的過程中，他的B-17飛機被擊落，全體機組成員喪生。

戰後，米歇爾為合眾社和《時報雜志》短暫地工作過。後來在1947年他向《紐約時報》求職。報社的駐外首席記者賽勒斯·L.蘇茲貝格推薦了米歇爾。C.L.蘇茲貝格用他作為業主侄子的地位，實際上已經控制了《紐約時報》的駐外隊伍——這支隊伍已經成了他的海外附屬物，現在他想再把《紐約時報》主編的兒子拉進來。詹姆斯表示同意，而特納·卡特利奇已認定自己最好迅速介入此事，提出反對。他這樣做，使得埃德溫·詹姆斯非常惱火。

卡特利奇的理由是有一些事實根據的。他覺得，雇用一個相對缺乏經驗的記者，即使他是主編的兒子，不僅會給這個兒子，而且也會給《紐約時報》的其他編輯和整個報紙增加負擔。盡管卡特利奇承認，重用親屬在《紐約時報》裏沒有什麽限制。賽勒斯·蘇茲貝格是最不指責這種做法的人，但卡特利奇認為，應該盡可能地減少這種事情。當然，卡特利奇私下是懷疑蘇茲貝格的。如果蘇茲貝格把米歇爾·詹姆斯作為“人質”放在他在歐洲的翼下，蘇茲貝格甚至可以對埃德溫·詹姆斯施加更大的影響，說不準這會走向何種地步。至少它會確立親蘇茲貝格的政策。卡特利奇如果接替詹姆斯當主編的話，他就得繼承這些政策。蘇茲貝格只有35歲左右，在未來許多年他都將是這個組織的一部分。卡特利奇知道，如果他想實現統一這家報紙、破除諸侯、擺平大公、重建主編辦公室權力的雄心的話，他最好在這些諸侯所統治的部門成為王國之前就行動。馬克爾的星期天版和克羅克的華盛頓分社，已經成了王國。

賽勒斯·蘇茲貝格已經成了一個大膽的有幹勁的人。他是一個個子高高的看起來很嚴肅的人，眼鏡背後是一雙陰暗的灰眼睛，不管什麽樣的天氣，他總是穿著一件破舊的風衣——他是那種穿風衣的記者的典型，這種記者不僅喜歡采訪戰爭，親近權貴，而且還喜歡影響世界政治和那些發布政策的人。在戰後的歐洲和亞洲，很少有哪個獨裁者、國王、蘇丹是蘇茲貝格沒見過和采訪過的——在他的要求下，他從他們那裏得到了親筆簽名的照片，他後來把這些照片裝進鏡框裏，懸掛在他在巴黎的辦公室。

蘇茲貝格是1939年加入《紐約時報》的，此前他畢業於哈佛大學，在歐洲作為一個自由撰稿的記者，在華盛頓作為美聯社和《匹茲堡新聞》（Pittsburgh Press）的記者工作過五年。他在《紐約時報》工作的頭三年，到過30個國家，行程十萬多英裏，報道了巴爾幹半島、北非、意大利和蘇聯、近東、中東的騷亂和陰謀。他一度因間諜活動的指控被南斯拉夫的蓋世太保逮捕，還有一次被墨索裏尼的助手指責為一只“爬行的蜘蛛，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散布毒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