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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
你——
可以——
傾斜報道，
扭曲我們的觀點，
歪曲事實，
把我們都解雇——
但是——
如果——
你——
高高地站在喬治城[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一部分。]，
高高地站在喬治城，
高高地站在喬治城，
你——
就——
沒錯！
艾倫·德魯裏有關華盛頓媒體的小說《榮譽的能力》（Capable of Honor）中有一篇滑稽短文，描述了在一年一度的“烤架俱樂部”過程中，愉快而諷刺地提醒了他們自己應該“高高地站在喬治城”的任務——也就是與政府機關合作，不去搗亂，以一種在首都上流社會能夠得到社會認可的方式來報道新聞……要“高高地站在喬治城！”一位記者這樣說道，以此來解釋他稱贊羅伯特·肯尼迪，誹謗尼克松，將史蒂文森神聖化，譴責戈德華特的原因……“最好要小心，”另一位記者提醒一位同事，他最近的寫作不符合推進自由主義的綱領，“要不然你就不能高高地站在喬治城了！”
艾倫·德魯裏把華盛頓描繪成一個妥協的和任人唯親的城市，這種描繪是從1959年他的暢銷書《建議與采納》（Advise and Consent）的出版開始的，同報紙上每天展示的華盛頓很少有相似之處。但正如《紐約時報》對《建議與采納》所做的評論一樣：“它包括的真理足以使華盛頓的一些新聞界人士局促不安。”該書稱華盛頓新聞界的成員，主要由自由民主黨人構成——德魯裏立場更保守——為了討好自由派政治家的觀點而傾向性地編輯新聞。在他的第三部小說《榮譽的能力》中，德魯裏闡釋了偏私這一主題，詳細敘述一代年輕記者如何從全國各地來到華盛頓，“充滿了理想主義的想象，抱著堅定的信心，要誠實地無所畏懼地告訴人們美國的真理，不管有利於誰或者妨礙誰”，但“還沒等他們認識到真理，他們很快就開始寫新聞了，不是為國家，而是為彼此。他們開始報道和解釋新聞事件，不是根據他們大多數人在來華盛頓之前通過教誨所了解的嚴格、誠實的標準，而是要考慮新聞俱樂部略帶刻薄又輕松的俏皮話和他們互相調侃的聚會能否接受。”德魯裏的結論是，就像華盛頓的誘惑力腐蝕了一些政治家一樣，它肯定也腐蝕了新聞界的一些人，盡管這一過程中他們很少是有意的和惡意的。
德魯裏在寫《建議與采納》時是《紐約時報》駐華盛頓分社的一員。政治上保守的阿瑟·克羅克喜歡這本書，而有些自由主義的詹姆斯·賴斯頓卻不喜歡。賴斯頓認為，德魯裏所描繪的新聞界是不公正的。賴斯頓並沒有親自告訴德魯裏這種看法，而是把它透露給了一本新聞雜志，這使德魯裏有些惱火。對艾倫·德魯裏來說，像他小說裏的新聞界人士一樣，也想得到他的同事特別是像賴斯頓這樣傑出人物的贊賞。他沒有從賴斯頓那裏得到贊賞，因而感到失望和沮喪。每天早晨賴斯頓都帶著微笑和對每個人的問候走進辦公室，但對德魯裏卻只字不提這部關於華盛頓的小說，要知道這本書正在成為熱門暢銷書。德魯裏是一個高個子、黑頭發的單身漢，有點羞澀和冷漠。在加入《紐約時報》前他曾是華盛頓《夜星報》（Evening Star）的政治記者。他實際上是賴斯頓於1953年成為分社社長後雇用的第一個記者。賴斯頓指派德魯裏采訪國會山，特別是參議院，但在隨後幾年裏德魯裏感覺到了這種報道的限制和局限性。對參議院的采訪沒有為他的創造才能提供什麽出路，紐約的編輯們總是想消除他報道中顯露出的風格。
雖然卡特利奇和紐約的其他高級編輯號召要更明快地寫作，但實際上當他們得到時卻經常不想要它；或者說當他們得到時，他們不知道如何把它登上報紙。決定權在編輯手裏。是他們最終決定什麽是明快的，什麽不是明快的，什麽東西適合發表。眾所周知，由於大多數文字編輯都缺乏幽默感——他們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無法為他們培養幽默感，即便他們有，也被這工作磨沒了——如果記者想使自己關於參議院會議的報道有一種明快感，就會在編輯們那裏遇到很大困難，即使參議院發生的事情已經證明明快地去描述是有道理的。《紐約時報》對參議院的報道一向都是乏味而拘束的。好像不管卡特利奇怎樣宣告，《紐約時報》實際上想要的是參議院和其他官方政府機構的乏味。《紐約時報》對官方的東西充滿了敬畏。準確報道政府大量的令人厭倦的活動，要比準確而有意思的論述更容易，更安全。所以，在《紐約時報》上參議院是一個頑石，是一潭統計數字和死水，而不是一個充滿生氣的人類習慣與幻想、驅動力和野心的集合，不會以某種方式來回應國家的振動。議員們自身，以及華盛頓的行家們，並沒有對《紐約時報》的報道感到反感，因為他們是為數不多的可以從字裏行間之中填補空白的人；但是一般的讀者幾乎永遠都不會得到一幅完整而具有深度的畫面。因此公眾在到參議院采訪之前對它實際上是什麽樣子很少有什麽想法，於是他們經常對它顯示出來的活力感到驚奇。但在《紐約時報》上，如果有對參議院內部、情緒、氣氛的一兩段描述性的話，通常也都被埋在報道的底部，並且安排在內頁。讀者不得不瀏覽上千個詞才能見到很少幾行生動的展示。《紐約時報》關於美國生活的非官方方面——商業、工業、時尚、體育、藝術——的報道卻不是這樣的，《紐約時報》對於這些事情是能生動表達的、清晰的和批判的。對《紐約時報》人來說，似乎誠實而坦率地寫寫阿瑟·米勒要比寫寫韋恩·莫爾斯更容易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