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膜第三十一（第2/4頁）

範旭東興辦實業，抵制外貨，雖在經濟十分困難的時候，對於工人的福利設施仍很重視，例如辦了食堂、醫院、小學、宿舍、補習學校等。有一次黎元洪總統到其工廠參觀，稱贊他們的工人福利辦得好：“工人吃的饅頭，面很白，同我吃的一樣。”

1918年冬，李大釗在北京大學建立“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第一次集會是在沙灘紅樓北大圖書館主任辦公室舉行的。成舍我散會後跑到第一宿舍（沙灘北大東齋）把帽子一扔，對幾個熟人說：“中國的布爾什維克今天開成立會了。這個主義是‘你的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的主義，我可不贊成。”此後他就沒有去參加過。

1919年冬，毛澤東在北京大學打工。工作之余常向大學教授、學生領袖們請教，但遭受白眼之辱。幾十年後，記憶猶新，他跟人說：當時不僅傅斯年、羅家倫這樣跟他年齡相當的學生領袖，“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就是胡適這樣的大學教授，也“竟不肯屈尊回答一個小小的圖書館助理員”。

司法總長羅文幹金法郎一案導致王寵惠內閣出現危機。在這個“好人內閣”辭職前夕，幾位重要的閣員自王寵惠以下，如教育總長湯爾和、外交總長顧維鈞、內政總長孫丹林、交通總長高恩洪等人，齊集在顧維鈞家中，商議應付羅文幹被捕事件，其中以湯爾和的態度最激烈，主張全體辭職援助羅氏。王、顧比較溫和，因湯為醫學博士，王對湯說：“你是醫生，你只知道救人，我是政治家，我的目的是救國！”書生論政，一時傳為笑談。

胡適好談政治。他曾站在軍閥一邊厚誣國民黨，國民黨對他不滿，而軍閥和北洋政府也對他不感興趣，吳佩孚的軍師白堅武警告他說：“我以私人朋友的資格，盼望你今後言論要審慎些，要提高些。”湯爾和在北洋政府裏任教育部長，對他說：“我勸你不要談政治了吧。從前我讀了你們的時評，也未嘗不覺得有點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裏面去看看，原來全不是那麽一回事！你們說的話幾乎沒有一句搔著癢處的。你們說是一個世界，我們走的又另是一個世界。所以我勸你還是不談政治了吧。”

留學法國裏昂大學、學成歸國的哲學博士張競生，於1920年2月上書陳炯明，提倡計劃生育。他在倡議中說：“一國的強盛，不在人口繁多，而在於人人都是有人的資格。”他強調節育，節育的目的在於優種，此時陳炯明有兒女十余人，接到此書後，認為是諷刺自己，斥為謬論，並對身邊的人說：“此公大概有神經病吧！”

蔣光赤的革命小說出版，革命者中幾乎沒有人看。大家對蔣和他的文字，對一般新文學，都懷有很深的成見。陳獨秀翻一翻《少年飄泊者》，說道：“雖是熱天，我的毛管也要豎起的。”

張國燾初到鄂豫皖根據地，就指揮紅軍戰士打了幾次勝仗，一時有中央來的“賽諸葛”美譽。有一次，獨立團的官兵打勝仗後回駐地，沿途農民向戰士祝賀，看見張國燾坐在轎子裏，有人以為張是被俘的土豪，說：“為什麽不把他四腳朝天？”或者說：“好一條白肥豬！要值串把大洋吧！”戰士們搶著糾正說：“不要瞎說，他是我們的中央。”

魯迅曾有“救救孩子”的說法兒。20世紀20年代，高長虹跟魯迅鬧翻，因魯迅在45歲時說自己老了，高認為這是“精神的墮落”。高長虹借魯迅的話問：“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還有？救救老人！！！”

大革命失敗後，陳獨秀埋首於文字學，而站在黨內鬥爭圈外。這種態度使其敵人說他為了驕傲，輕視他們，不屑於與他們鬥爭。彭述之說他保持“東方人的政治道德”，不合於近代鬥爭之用。

陳濟棠跟胡適說：“讀經是我主張的，祀孔是我主張的，拜關嶽也是我主張的。我有我的理由。”他認為生產建設可以要科學，但做人必須有本，這個本必須要到本國古文化裏去尋求。胡適說，生產要用科學知識，做人也要用科學知識。陳說：“你們都是忘本！難道我們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嗎？”

1931年9月，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成立，決定組織赴京請願團。到南京後，與天津學生請願團一起到中央軍校見蔣介石，高崇民慷慨陳詞請蔣率兵北上，收復東北失地。他說：“東北人民對促成統一、保衛國土所作的努力，對得起中央，而中央在敵寇入侵以來，不發一兵，不作明確抗日表示，一味依賴國聯，使敵寇得寸進尺，侵略無止境，中央何以對得起東北人民？”蔣面紅耳赤，老羞成怒：“東北失掉，東北人來請願還可以，天津並未丟失，天津學生來請什麽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