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附第三十（第2/2頁）

1942年系《南京條約》一百周年，蔣廷黻的演講以中英文在重慶發表，立法院長孫科在國民黨中央會議中引用了蔣的講詞，並且表示同蔣的看法。一個與孫科不和的人攻擊蔣是英國帝國主義者的辯護人。該案竟至呈蔣介石核奪，蔣介石認為，學者的演講和寫作應該自由，黨方不必過問蔣廷黻的文章。

1944年，哈裏森·福爾曼訪問延安，毛澤東向他解釋中國與蘇聯不同。福爾曼問：“可是你們既不實行共產主義，那為什麽叫你們自己為共產黨呢？”毛答復說這一名字是從往日沿襲而來：“你在這兒已經看到很充分的事實來證實我們所說的話，充分的事實使你明白我們不再是蘇聯所謂共產黨這個字的意義了。”福爾曼堅持說：“那為什麽你們不改名呢？改為屬於民主政治範圍的‘新民主黨’，或其他這樣一類的名稱呢？”

戴季陶終生與蔣介石關系密切。清末時他名為戴天仇（與滿州不共戴天之意），後來改名良弼。跟陳果夫、蔣介石在上海開交易所時，一心發財，想做陶朱公，又改名季陶。後來說中山先生是繼承周公文武孔子的聖人，他自己以賢人自居，故又名傳賢。在他的書房裏，掛著觀世音像、中山先生像和他的母親像。1949年初，他從南京逃到廣州，同於右任同住招待所，於責備他，蔣介石的許多罪惡，他應負責任，因他同蔣是密友，可以無話不說，他對蔣不但不加規勸，反而助紂為虐，使蔣叛黨禍國之罪更大。戴因國民黨政府大勢已去，就在2月22日吃安眠藥而死。

王蕓生以《大公報》聞達社會，建國後他仍難以放下架子。有一次，在各報負責人的會議上，談起一件小事，時為華東新聞出版局副局長的張春橋誇誇其談一通，說得完全不對，王蕓生漫不經心地打斷他的話：“唉！不是那麽回事。”同時，習慣性地用手往上輕輕一揮，誰知張春橋勃然變色，冷嘲熱諷說：“我是打仗進上海的，原是土包子，不像王先生那樣和大人物往來，見過大世面。說錯了，請你王先生指教。”此語一出，舉座無言。

張群在日本時，有人曾問他：“嶽公，你追隨蔣先生最久，和他關系也最密切。大陸失陷，你是否也要負一部分責任？負沒有及時進言的責任？”張群坦率地說：“我只是個廚子，主人喜歡什麽菜，我做什麽菜。”

沈昌煥深得宋美齡信任，時人戲稱沈為宋英文秘書。當沈昌煥的朋友祝賀他就任台灣國民政府總統府秘書長時，沈的直言可掬：“我主要是在這裏接電話的。”聞者莞爾。沈接電話頗得宋美齡“歡心”：你說上海話，我答上海話；你英文，我亦英文。應對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