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恥第二十九（第2/3頁）

1913年3月以後，盛宣懷當上了漢冶萍公司的董事長和輪船招商局的副董事長。在二次革命期間，他汙蔑說“革命流毒忽又劇作”，一再要求袁世凱迅速派兵鎮壓。他操縱輪船招商局，一面竭力抵制、破壞革命軍對該局所屬船只的調用，一面積極地為袁世凱軍隊運兵運械。盛稱袁世凱：“實超軼乎漢高、宋祖而上之，方之華盛頓、拿破侖亦有過無不及。”

民初，雲南唐繼堯與顧品珍爭雄。顧品珍一度占上風，唐多次電催趙世銘第五旅反攻。趙世銘回電說：“世銘一生部下，兩次師生，雖肝腦塗地，都不足以報知遇之恩。無如風雨連綿，道路泥濘，寸步維艱，奈何。”趙曾歌頌唐繼堯說：“唐會澤之心思，嶽鄂王之心思也；唐會澤之事業，嶽鄂王之事業也。”

陳延年被楊虎手下的特務抓捕後，真實身份沒有暴露。他托汪孟鄒設法營救。汪找胡適，胡適說：“獨秀之子，我一定營救他，你回上海等消息。”胡請蔣介石的大紅人吳稚暉出面說情，如此陳延年將不至於有生命危險。吳當著胡適的面大叫：“好了！好了！老陳沒有用了，小陳可怕，太可怕，勝過其父十倍。捉到小陳，天下從此可以太平了。”陳延年因此被劊子手亂刀砍死。汪孟鄒得此噩耗，如五雷轟頂，痛心疾首。此後只要一提起陳延年遇害一事，他都追悔莫及，拍著大腿說：“說不得，說不得！”

1928年，張靜江任浙江主席後，住湖濱“來音小築”。一天張和他的姻親周覺言語沖突，相互拍案大罵：“大家都是閶門（蘇州）街上嫖客出身，彼此彼此，不要神氣活現。你有什麽本領，還不是亮見亮！”

《塘沽協定》後，黃郛以華北政務委員會的名義在懷仁堂設宴招待各方頭面人物。席間黃郛得意之余，大談起秦檜，黃說：“人們都說秦檜不好，其實如果沒有秦檜的議和，南宋就不一定還有一百六十年的天下。”

陶希聖為人陰沉，善於察言觀色。人們將其歸入無行文人之列，說他“見汪主和，見馮言戰，見蔣委員長和戰皆好。遇國罵共，遇共罵國，遇法西斯國共都罵”。

1932年初，黃埔軍校第六期的學生楊周熙（時在軍政部辦的交通研究所當隊長）寫了一本書，《三民主義之法西斯化》，送給蔣介石。蔣交康澤審查，並考核作者。康澤把楊找來，問他為什麽要寫這樣一本書。楊直截了當地說：“我聽說現在有一個運動，是搞法西斯，所以我就趕快寫這本書出來；不然，就會落伍啦！”康澤向蔣介石呈復，說楊投機。蔣把書名中的“法西斯化”改為“復興運動”，內容照舊。

1932年夏，劉湘在渝召集二十一軍虛區教育會議，由劉主持，致辭大要為：“我統一四海後，先要發展土產，如榮昌燒酒房的泥金茶壺，隆昌的白豬兒；須不依靠科學亦能致富，閉關亦能自守。”何魯時為重慶大學理學院長，起立發言說：“國家富強必須依靠科學。如不依靠科學，請問督辦今天為何要穿西裝呢？”劉登時面紅耳赤，隨即退席。

汪精衛投靠日本後，召集各方勢力會談，以期盡快建立政權。日本授意王克敏和梁鴻志兩人，借擴大華北特殊職權問題而故意延宕汪偽政權的建成，故此王克敏每在涉及國旗、汪黨流入華北、在華北建立政治分會和隴海路的管轄權等問題時，都與汪精衛爭得面紅耳赤。他還譏諷汪說：“你應當向我請教。跟日本人處事，應虛與委蛇。日本人難纏，你同他條件談得再好，他到一定時期，也能翻臉不認賬。”王又同周佛海私下說：“我們六十多歲人，做漢奸沒幾年就死了，汪何必把一些青年人拖下水呢！”

成舍我在重慶辦世界日報，對社內一切措施，實行高度的壓迫和剝削。以艱苦抗戰作口實對職工采取低薪制，任意增加工作時間，嚴定處罰辦法。甚至規定職工夥食只許吃糙米，做菜不放油。職工因工作勞累，營養不好，叠次要求改善夥食，成始終不許。1945年4月12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去世，消息在當日中午傳到重慶。報社職工正在吃午飯，成舍我到食堂宣布這個消息說：“你們看，羅斯福是金元王國的總統，營養應當是很好的，可是他也死了，可見營養的關系不大。”

1941年初，皖南事變爆發後，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利用與鄒韜奮在南洋公學同窗多年的關系設宴相請，軟硬兼施逼他參加國民黨，以洗刷其“通共”嫌疑。鄒韜奮馬上質問，以你的職業，看我究竟是不是共產黨？徐恩曾回答說，已經監視你幾年，未發現是共產黨的證據，不過在當今，“不參加國民黨就會是共產黨”。鄒韜奮氣憤之余只說了一句話：“我就是這樣，看你怎麽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