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第十九（第2/3頁）

由於跟北伐軍許崇智產生矛盾，使許春草對武裝革命大大失去信心。從1923年起，他就不再參與國民黨活動，基本上同國民黨脫離關系，回頭來致力於民眾運動。日本特務及台灣流氓多次陰謀暗殺，許春草毫無畏懼。他從來沒有攜帶自衛手槍，更沒有保衛人員。有一次，朋友來告：台灣公會會長陳長福接受任務，非殺許春草不可，勸許謹慎。許春草說：“人的性命在上帝掌中，陳長福無法害我。”

魯迅去世前說：“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麽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蒙文通年青時曾請教何拔儒：“先生，主流歷史學派不理解你，你如何想？”何拔儒淡然笑說：“歷史不是一次就寫定的，誰寫在最後，誰寫得最好。”何講了自己在留學期間聽到的許多故事：發現集合論的康托爾，發現非歐幾何的羅巴切夫斯基，發現群論的伽羅華，都是世界級的大數學家；康托爾，羅巴切夫斯基很年輕就獲得了教授頭銜，但是他們產生了新創見後，不被自己的老師、朋友、親人、同事所理解，並備受打擊，被逼瘋，被逼死或被逼去參加決鬥。這種現象也許長期難以改變，因此他願意埋名鄉裏，多做些具體事，以等待明天。

皖南事變後，葉挺被捕。他在獄中以“六面碰壁居士”寫詩說：“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一個聲音高叫著：——爬出來吧，給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軀體怎能從狗洞裏爬出！我只能期待著，哪一天地下的火沖騰，把這活棺材和我一齊燒掉，我應該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

1949年春，解放軍越過長江，上海被接管迫在眉睫，很多知識分子考慮離開大陸去台灣。林同濟的父親認為孩子有太多“不良”記錄：“以你這樣的思想，和共產黨相處你是會遭殃的。”他勸兒子盡快去台灣，林同濟脫口而出的話是：“中國若亡了，吾與汝偕亡。”

20世紀50年代初，陳寅恪對自己的學生汪篯說：“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地帶到科學院。碑文你要帶去給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國維詩。碑是否還在，我不清楚。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請郭沫若來做，也許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專家，是‘四堂’之一，也許更懂王國維的學說。那麽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是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詩，他就做李商隱也很好。我的碑文已經傳出去，也不會湮沒。”

陳寅恪認為，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他還說：“中國自今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華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後漸衰微，終必復振。”

殷海光說：“生長在這樣一個時代，像我這樣的一個知識分子，可以說極有價值，也可以說極無價值。就純粹的學術來說，我自問相當低能，絲毫沒有貢獻可言。就思想努力的進程而論，我則超過胡適至少一百年，超過唐（君毅）牟（宗三）至少三百年，超過錢穆至少五百年。個中的進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這些知識分子在種種幌子之下努力倒退，只有我還在前進不已。”

雷震在獄中沒有低頭屈膝。在寫給兒女的信中，雷震說：“我是締造中國歷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對而工作努力，歷史當會給我作證明。”

熊十力在無限孤獨的暮年哀嘆：“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樓面壁，忽逢十祀。絕無向學之青年，後顧茫茫……”即令如此，這位中國現代新儒家最富原創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望於未來：“吾國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獨立，學術獨立，精神獨立……遊乎廣天博地之間，將為世界文化開出新生命。”

金庸當年在香港辦《明報》，執筆寫社評，預測中國大陸的政局（特別是在“文革”時期），每每中的。有人問他奧秘何在，他輕松回答，“我讀《資治通鑒》幾十年，一面看，一面研究”，“《資治通鑒》令我了解中國的歷史規律，差不多所有中國人也按這個規律的”。

1980年11月，林同濟在伯克利大學演講《對中國人心靈的尋求》。他對觀眾如此致意——“容我這樣說吧：中國人認為，一旦你自己和宇宙掛聯起來，你就變成某種神聖的事物。你對宇宙作出了終極忠誠的承諾，你和上帝而不是和牧師聚合了，這就是中國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