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辭第十六（第3/4頁）

顧維鈞的態度非常雍容，從來沒有疾言厲色。他對人總不稱“你”而稱“您”。他說：“在外交上講話，一定得有禮貌。例如知道對方不會同意自己的意見，而話一定得這樣說：‘我相信您一定會同意我的意見吧。’”

抗戰期間，文化界人士聚會重慶。一天，曹立庵陪柳亞子和郭沫若在重慶街頭小飲，酒至半酣，柳亞子乘興對郭沫若說道：“才子居然能革命。”郭一聽心領神會，立即含笑回敬一句：“詩人畢竟是英雄。”吟罷二人相視大笑。

抗戰結束，中國報紙流行“八年抗戰，最後慘勝”。

夏濟安與卞之琳是同事，過從甚密，日記中頗多涉及卞的戀愛情感生活。如1946年2月1日：“卞在補牙齒，酒後發牢騷雲：少年掉牙自己會長，中年脫牙沒法長全，少年失戀，容易補缺，中年失戀才真悲傷。張某某之脫離他，對他真是一大打擊，痛苦不過偶然表露一下。”

1948年，國民政府結束訓政，舉行全民大選。競選活動激烈，於右任參選，其人書法聞名國內外，連夜趕寫了近千幅“為萬世開太平”的條幅，準備分贈國大代表，以示親切和拉攏，記者問他參選有何後盾，於答：“我有條子。”記者大吃一驚，於恒無私產，何來金條？原來是指其趕寫的條幅。

20世紀50年代，大陸大批胡適。在一座談會上，與胡適有關系的幾位老先生不得不“批判”，沈尹默講話最妙，他說一次去看胡適，胡正在寫文章，但見案頭滿是打開的書，邊看邊寫，沈說：“這哪裏是做學問的樣子？”

周恩來在外交上顯現出極大的天分。有一次，一位美國記者問周恩來：“你們中國人為什麽把人走的路叫‘馬路’呢？”周恩來回答：“我們走的是馬克思主義之路，簡稱叫‘馬路’。”美國人又問：“在美國，人們都是擡頭走路，而你們中國人為什麽都低著頭走路？”周恩來說：“美國人走的是下坡路，當然要仰著頭走，而我們中國人走的是上坡路，當然要低著頭。”

反右後，章伯鈞跟儲安平聊天說：“我現在只能讀讀老杜。杜詩的版本我已收集四十多種。看來，‘少讀李白，老吟杜甫’很有道理。”接著又說：“我這裏收集了許多版本不錯的英國詩集，有莎士比亞、拜倫、雪萊等大家之作。普希金的英文版詩歌也是全的，四卷本，插圖也好。你今天拿些去吧，也不必還我。詩可讀，也可譯。”儲安平搖頭說：“英國詩歌的高貴優美之處，在於常伴有一種沉重的悲哀和深諳世道的智力。比如，誰也沒有見到漢姆萊特父親的亡靈，但誰都相信這個丹麥王子的悲哀。從前讀來，是受其熏染，現在讀來，情何以堪？”

20世紀60年代初，章詒和與母親李健生在莫斯科餐廳吃西餐時，遇見聶紺弩。其時的服務員都很神氣，催她們上菜，帶答不理的，還從眼角看人。聶生氣了，對章兩人說：“什麽叫養尊處優？還用查字典嗎？她們的臉就是注解。凡掌管食品的人，都是養尊處優。”在等著上菜的時候，李健生問聶的工作情況。聶說：“眼下的工作單位好極了。”李問：“好在哪兒？”聶回答說：“我都和孤家寡人（溥儀）在一起了，你說這個單位（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室）還不好？”

陳寅恪在抗戰時寫給勞幹、陳述的信中說：“今日即有著作，亦不能出版，可謂國亡有期而汗青無日矣。”到了20世紀60年代，胡喬木、陶鑄拜訪陳寅恪，陳談到自己的書稿難於問世，發牢騷說：“蓋棺有期，出版無日。”胡喬木趕緊勸慰道：“出版有期，蓋棺尚遠。”

林昭身陷囹囿，其同學張元勛冒充未婚夫探監，林昭同樣機智回答獄方，事成。會面時，林昭揭示說：“我們這裏還叫‘政府’！與他們說話，要先喊‘報告政府’；在北大跟語言學家朱德熙先生學現代漢語，還沒聽見朱先生說過人變成了‘政府’！在這裏謬誤已是習慣！”林昭毫不顧忌在場之“政府”，她高聲說：“這幫東西怎麽能是政府呢？我怎麽能相信他們是共產黨呢？”

林彪倉促“叛逃”，其乘坐飛機被空軍雷達發現，空軍司令吳法憲請示周恩來要不要拉截，周請示毛澤東，毛澤東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文革”後期，馮友蘭、魏建功、林庚、周一良四名教授進江青組織的梁效寫作班子，舒蕪作《四皓新詠》：一、貞元三策記當年，又見西宮侍講道。莫信批儒反戈擊，棲棲南子是心傳。二、詩人盲目爾盲心，白首終慚魯迅箴，一卷離騷進天後，翻成一曲雨鈴霖。三、射影含沙罵孔丘，謗書筦鑰護奸謀，先生熟讀隋唐史，本紀何曾記武周？四、進講唐詩侍黛螺，北京重唱老情歌，義山未脫挦扯厄，拉入申韓更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