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南朝軍人勢力與皇權

南朝社會商品貨幣經濟比較發達，但未能轉化成更發達的生產力，也難給政權提供充足的戰爭資源，已見上一章的分析。另外，在社會政治方面南朝最終被北朝吞並的原因，是皇權與軍人勢力之間多有抵牾和內鬥，占用了本應用於對北戰爭的資源；且南方的軍人勢力未能創造一種足以保障自身持續存在、發展的氛圍和文化，不同軍人集團之間互相傾軋、取代，一直紛紜不休直至滅亡。本章即著重探討南朝皇權與軍人勢力的關系問題。

本章的論述重點並非南朝政治史，而是從南北戰爭的角度來討論南朝政治的一些特點。南朝歷代政權的開創者，或自中下級軍人起家，如劉裕、陳霸先；或由駐防北方邊境的軍事長官倒戈而奪權，如蕭道成、蕭衍，可以說都是從戰爭和軍人集團中產生。在南北割據對峙中南方勢力弱於北方，所以南北戰爭的形勢對於東晉、南朝政權的影響更為明顯。從東晉到南朝的歷次改朝換代，以及其承平時期的南方政治格局，都受到南北戰爭的直接影響。和之前東晉的“門閥政治”相比，南朝政治的皇權獨尊色彩更重；和同時期的北朝相比，南朝皇權卻不夠強大和穩定，皇權和軍事將領之間既相互依存，又相互鬥爭的局面幾乎貫穿了整個南朝政治的始終。所以，本章將對以下幾個問題進行討論：

（一）軍人勢力的形成與改朝換代；

（二）皇權與軍人勢力的關系，包括控制、打擊和籠絡；

（三）軍事將領對皇權的態度，特別是其在皇位過渡中的作用；

（四）皇權—軍人勢力的發展方向與南朝政治走勢。

以往研究者在討論南朝政治時，多把劉裕、陳霸先等人稱為“次等士族”“低等士族”“豪族”等等，[1]本書不采用這種觀察角度。因為所謂“次等士族”“豪族”並無嚴格標準，像宋武帝劉裕出身耕田賣履的貧寒之家，識字數量有限，還曾因交不起社錢被拘捕，恐怕談不上是“士族”；陳霸先是江浙人，靠在嶺南做中級軍官（州參軍）起家，也與基於鄉土勢力的“豪族”無關。所以本書不再采用這種觀察手段，而是側重從職業身份上觀察，像劉裕、蕭道成、陳霸先這種上戰場參戰，靠積累戰功出人頭地、躋身社會上層者，都歸入“軍人勢力”。蕭衍不完全符合這種特征，因為其在戰爭素質方面乏善可陳，本書側重討論其軍事力量的積累過程，即投靠在其麾下的職業軍人的構成。[2]

第一節 陳朝的“軍人共同體”特征

從東晉到南朝的歷次改朝換代，大都與對北戰爭中形成的特定軍人集團有關。如劉裕建宋依賴北府兵，蕭道成建齊依賴其駐防淮陰時經營的武裝，蕭衍建梁則依靠雍州武裝，這些都已為治史者所熟知。只有陳霸先在入主建康之前沒有與北方作戰的經歷，但當他除掉王僧辯控制長江下遊地區時，曾兩度挫敗了北齊軍隊的渡江攻勢，才得以建立陳朝。所以對於陳霸先來說，對北方戰爭不是他組建武裝的起點，而是其建立王朝的最後一道考驗。且與以往宋、齊、梁相比，陳所受的北方軍事壓力更大，而軍人勢力與陳皇室合作，共同對抗北方以維持自身生存的特征更為明顯。從這個角度講，陳朝的“軍人共同體”特征尤為明顯。

和以往劉裕、蕭道成、蕭衍崛起所依賴的軍事力量相比，陳霸先軍事集團的最鮮明特色，就是構成上的“開放性”。

首先，陳霸先重視團結那些割據的地方實力派，以便壯大自身武裝。這和當時的軍政形勢密切相關：在侯景之亂中，梁朝統治解體，各地官員和地方實力派紛紛武裝自保，出現了大大小小的眾多割據者。陳霸先從嶺南帶出的軍隊也是這些割據武裝中的一支。江陵梁元帝朝廷的陷落使這種情況更加嚴重。為了盡量擴大自己的勢力，與王僧辯殘部、王琳、北齊等敵人作戰，陳霸先必須盡可能多地爭取支持者和同盟者。所以在他和陳蒨（文帝）兩代，主要將領大都是相繼招納而來。比如陳霸先在嶺南崛起及北上時，招納的將帥主要有胡穎、徐度、杜棱、杜僧明、周文育、薛安都、歐陽；陳霸先初平侯景，駐紮京口時，又招納了在沿江下遊頗有地方勢力的吳明徹、沈恪二人；在火並王僧辯之後，陳霸先又招納了原梁元帝及王僧辯舊部侯瑱、徐世譜、周鐵虎、程靈洗、韋載，以及割據地方的實力派魯悉達、荀朗。陳霸先死後，文帝陳蒨繼位，他繼續對王琳武裝作戰，進占長江中遊地區，並逐漸掃平了江南的各種割據勢力，基本統一長江以南。陳蒨原在陳霸先麾下為將時，就與同鄉章昭達“結君臣之分”[3]。擊敗王琳之後，文帝又爭取了大量王琳舊部歸降，如任忠、周炅和樊毅、樊猛兄弟。另外，陳蒨還逐一平定割據地方的實力派軍閥。被他征入朝廷，改授官爵的實力派人物有割據巴山的黃法抃、桂州的淳於量、臨川的周敷，這些人也在文帝朝及以後的征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當然，不願放棄獨立的割據者也被陳文帝逐一鏟平，如熊曇朗（割據豫章）、周迪（割據臨川）、留異（割據東陽）、陳寶應（割據侯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