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俾斯麥的時代

德意志在19世紀50年代蓬勃發展的工業革命使大多數德國人的收入不斷增長，男人女人都獲得比以往壽命更長和生活更幸福的機會。同時他們有理由相信，在未來後代會比他們這一代過得更好。但是，對於生活在俾斯麥時代的德意志人而言，他們最渴望的就是曾經經歷的恐怖歲月永遠不再出現。盡管存在工業發展、資本主義轉型帶來的意外以及伴隨而來的對社會的不滿、對社會劇變與未來的擔憂，但在俾斯麥時代，人們的自信和樂觀情緒顯然已經壓倒了一切。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人常常會把俾斯麥與威廉二世治下的歲月比作“逝去的幸福年代”——他們痛心不已地追憶那個以和平和發展為主題的年代。

1871年，在凡爾賽宮經歷了冷色與彩色交織的1月後，人們對這個新生的德意志報以各種各樣的政治期待。自由派對各方面出現的新氣象懷著最高的熱情，幻想著憑借帝國議會他們可以說服俾斯麥推行自由貿易、致力國家建設。他們還希望抑制兩大教會的政治影響，並最低程度地與社會民主工黨合作。不幸的是，自由派內部出現了嚴重分歧。自由派左翼大多是來自原符騰堡邦和普魯士諸省的參加過1848年革命的人士，領導著對皇權的反抗。在威廉一世國王想要通過軍事改革法案的時候，他們便施加壓力，要求他先擴大議會的權力。自1862年俾斯麥任職以來，他們就一直是反俾斯麥勢力的堅強後盾。在這些自由主義者眼中，1867年北德意志邦聯議會迫使俾斯麥做出的憲法讓步，為他們以後將要進行的更多回合的憲法鬥爭開了一個好頭。

與之涇渭分明的右翼——民族主義自由派總的來說還是一個新生的派別。他們狂熱地投票支持普魯士1866年吞並漢諾威王國、黑森侯國、黑森—拿騷侯國和法蘭克福自由市。他們因普魯士打造以自由貿易為核心的經濟區的構想而歡欣鼓舞，而這一構想已經在德意志關稅聯盟中得到推行。而且，通過立法權和司法權的統一，德意志將共同使用一種貨幣、建立一個中央銀行。對民族主義自由派領袖及其追隨者來說，1848年革命歷史這一頁已經翻過去，最好不要重演。

另一方面，保守派自覺還遠未取得屬於他們的勝利，對俾斯麥竭力維系君主專制、向共和派大獻殷勤、對奧地利窮兵黷武的種種行為充滿憂慮，因為這些毫無疑問助長了現代民族主義的氣焰，而且俾斯麥還蓄意挑起國人渴望建立世俗化國家的鬥爭，只為在教會與皇室間左右逢源。對他們來說，俾斯麥對1848年革命浪潮所帶來的改變的回應不過是魔鬼墨菲斯托發出的微笑，因為這種同現代民族主義的合作與浮士德和魔鬼的合作沒什麽分別。也正是在70年代，易北河以東的廣大普魯士容克莊園開始遭受世界市場的無情踐踏，這使得普魯士的保守派與俾斯麥政府進行的討價還價又蒙上了一層新的、廣泛的經濟因素。在抵禦社會民主派、自由派、世界市場以及自由貿易的共同戰鬥中，若保守派和俾斯麥不能合作，那麽任何一方是無法單獨取勝的。

在俾斯麥領導下的德意志政壇，德意志中央黨是一個關鍵組成部分。它是天主教政治化的一個行動委員會。天主教的中心梵蒂岡曾發出“世界已經墮落”的呼聲，因為1866年天主教陣營的奧地利及其德意志盟邦被新教陣營的普魯士打敗後，普魯士隨即便與首相加富爾（Cavour）和國王維托利奧·伊曼紐二世（Vittorio Emmanuele）領導的意大利結盟——兩國都是世俗國家裏反對教皇幹政的先鋒。事實上，天主教勢力從1848年起便頹勢日顯，大批神職人員，不論隸屬新教還是天主教，都被或先或後地趕回教堂和大學，而失去對教育業和慈善業的掌控，逐漸淪為邊緣人士。縱觀德意志信奉天主教的地區，以萊茵蘭、西裏西亞和巴伐利亞為首，生存危機的呐喊促使他們聯合起來成立一個政黨，用以建設一個能夠抵禦世俗主義沖擊的堡壘。中央黨由是被擁護者稱呼為“中央塔”，亦即防守塔。該黨的組織原則以天主教信仰為核心，因此它也成為德意志各政黨中唯一一個能夠集合社會各階層的政黨，其黨員下至工人上至貴族，既有企業家又有教區主教。不過，中央黨並未贏得受民族主義影響的自由派的支持，因為以天主教之名，普魯士東部省份的波蘭人、新晉帝國直轄領——阿爾薩斯和洛林的法國人都會加入中央黨這一議會政黨。中央黨摧毀了階級之間的藩籬，超越了單一的民族概念。不久它就被冠以“山外之人”的稱號，這並不是在稱贊他們。這個稱號暗指其領導曾接收來自阿爾卑斯山另一側的指令——亦即接受梵蒂岡天主教教廷的領導。事實上，自從1871年中央黨在議會首次提議德意志帝國出兵意大利，保護教皇抵禦意大利世俗國家的襲擾，俾斯麥便發現他對歐洲範圍內天主教徒試圖復辟的疑慮是準確的。在隨後的幾年裏，天主教徒不斷受到指責，與社會民主派一道被視為帝國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