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多樣的德意志

1871年的新德意志對未來自己在歐洲扮演的角色滿懷深深的未知，而德意志人也對自己的新身份充滿困惑。包括法國割讓的阿爾薩斯和洛林兩地的新德意志範圍內有4100萬居民，他們中的大多數並不把自己稱為德國人，他們仍舊滿懷地方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的自豪感，把自己稱為巴伐利亞人、普魯士人、巴登人、薩克森人，不一而足。北海和波羅的海的港口居民仍以漢薩人自居，意指曾經壟斷航線和商業的強大商業聯盟——北德漢薩同盟在中世紀的輝煌。這些自我身份定義的潛台詞能讓那些使用它們的人們與一般意義上的德意志民族身份、與俾斯麥和柏林的統治劃清界限。不過，就連俾斯麥和他親手推上皇位的帝國皇帝也更願意稱自己為普魯士人，條件允許的話，乃至早已消失在歷史塵埃裏的勃蘭登堡人。俾斯麥偶爾會把自己喚作普魯士國王的“勃蘭登堡侯國臣民”；他偶爾也會強調他的祖先早在1416年霍亨索倫王朝從紐倫堡遷入勃蘭登堡之前就在這裏的舊馬爾克公社占有土地。

德意志聯邦主義情結不僅曾經是，而且如今也是德意志人由來已久地渴望與政治中心、與波恩或柏林、與“德國人”的身份保持差別的最實際的憲法表達形式。人們一直埋怨俾斯麥新德意志的原因之一，在於這個國家搞的是中央集權制，而聯邦制只是順便用簡單的憲法語言粉飾了一下——“德意志帝國是德意志諸邦國和自由市的共同體”。普魯士在經濟、工業、財政、行政和軍隊等領域都占主宰地位——實際上，德意志三分之二的疆域、五分之三的人口都歸普魯士統治。先通過柏林威廉大街的普魯士政府機構進行決策，再提交帝國各部門參閱，隨後法案得以確立，政策得以推行。而且，在官方文件中，那些掌管帝國各部門的國務秘書們在地位上顯然不及那些“冠以閣下頭銜”的普魯士大臣們高。

即使是在巴伐利亞、符騰堡和巴登這些邦被納入俾斯麥的新德國前——它們曾經被拿破侖出於戰略考慮而有意規劃在歐洲地圖之上——這些邦的人們也從未忘記他們的祖父們曾經可以如何自由地決定自己邦的事務、發行自己邦的錢幣、規定自己邦的稅收，而同時，除了遠在天邊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外，任何人無權淩駕於本地市政府與修道院之上。科隆人民始終厭惡普魯士自1813年拿破侖敗退開始至20世紀中葉結束的占領。他們常常會在一年一度的狂歡節上進行嘲諷普魯士歷史英雄人物的表演。當地的1848年革命明顯帶有反普魯士的色彩，而1918年剛過當地又掀起了一股聲勢浩大的萊茵分離主義，試圖脫離普魯士和柏林而獨立。在曾經引入法國法律的德意志西部地區，《拿破侖法典》被沿用到1900年。而地處德意志東部的普魯士所制定的《普魯士邦法》——一部歷史悠久、深受啟蒙主義熏陶、貫徹法國大革命理念的民事法，也得以沿用至今。

德意志的多樣性還深深地體現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體現在面包與啤酒、服裝、語言及地區法律中。除了有產階層和知識分子，普通人都只說當地方言。而那些人也只是在彼此對話時才講官方德語；他們同下人、底層民眾對話時仍要講方言。俾斯麥，既是詩人又是偉大的議會演說家，在對易北河容克莊園裏的農民講話時依然使用低地德語，一種南德意志人聽不懂的方言。南德意志下巴伐利亞的多瑙河畔的施特勞賓居民，每每踏上北德意志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的土地，都會油然而生一種異國之感——他們當然不會認為有什麽理由去那裏。德語中還有很多使用起來千差萬別的語調和成語，它們一旦被同時使用，則或被人認為滑稽可笑，或讓人不知所雲，或二感兼有。薩克森邦的居民擁有一門得天獨厚的方言，聽起來往好裏說是有趣，往壞裏說是粗魯，不過他們精湛的文化和工業成就使這種方言得以保留下來。

語言只是體現德意志多樣性的一個方面。德國國土上的房屋建築樣式和村落布局樣式也極富差異性，這可以折射出德意志農業和封建土地制度在古代的差別。德意志東部的一些地區人煙愈來愈稀少，流出的大量人口紛紛湧入大城市——以柏林為甚。在德意志南部的符騰堡，幾個世紀生生不息的紡織業和金屬貿易使這裏的居民能在小城市裏過著不錯的生活，現在，那些小城大都已經發展成繁榮的工業中心。

飲食無疑也是體現多樣性的一個方面，尤其是因儲藏和運輸之不易而只能就地消費的啤酒。各式奇形怪狀的面包和餅幹往往能反映出歷史和神話起源。傳統的德意志面包卷形狀被做成像女性生殖器那樣，無疑象征著生育崇拜。面包品種大多以硬皮黑面包為主，小麥非常昂貴，所以白面包對中產階級而言也是一種奢侈品。肉類也是如此：只有禮拜日才能吃到。魚類在德意志北部成為廉價的主食，的確非常廉價，連科隆地位低下的仆人們都抱怨怎麽天天吃鮭魚。那時萊茵河還是一條從阿爾卑斯山源頭奔湧而來的水清沙白的河流。在德意志南部，鯉魚之類的魚受到富人和窮人的歡迎，這些魚最初都是修道院裏的魚塘養的。當時奶酪還並不是什麽佳肴。因為上好的奶酪品種無法從法國或瑞典進口，本地出產的酸臭奶酪才是下層百姓餐桌上常見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