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德意志的禍與福

傳統觀點認為，那些分布在北海到阿爾卑斯山脈之間的多個日耳曼部落不僅共享同一個家園，而且使用著同樣的語言、通行著同樣的禮法。然而，這片構成那個古老的神聖羅馬帝國的土地，從中世紀到法國大革命再到拿破侖時代，從來就沒得到過清楚的定義。到了1648年，象征三十年戰爭結束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署，這些日耳曼部落的觸角延伸至瑞士和荷蘭。在建立民族國家前，許多異族統治者，例如統治波羅的海沿岸的瑞典國王、據有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兩個領地的丹麥國王，都曾占有德意志土地，並在此行使大權，統治這裏講德語的人民。早在現代歐洲出現眾多民族國家前，英國、法國、西班牙和瑞典這些現代民族國家早已由一個強大的王朝，例如都鐸王朝、波旁王朝，一統為民族國家，而處於歐洲中部的廣大德語地區並未來得及演化成一個民族國家。

與其說神聖羅馬帝國是個“國家”，倒不如說它是一個由地方諸侯組成的松散聯邦：一些王國、教會領地、自由市和眾多只聽命於遙遠的維也納皇帝的小諸侯。這更像一個各自為政的集合，遠非一個中央集權的集團。其中各王國、自由市、主教轄區和騎士領地的權力相加往往超越皇帝的權力。

17世紀的德意志法學家塞繆爾·馮·普芬道夫（Sa-muel von Pufendorf）將這個帝國比喻為一個怪物：它不符合傳統政治學上的任意一條定義，既非羅馬，亦不神聖，何談帝國。但是，帝國的傳統卻是維系宗教與文化的黏合劑，帝國這種分崩離析的形制也符合德意志一眾諸侯和異國統治者的利益。為了對抗在維也納的皇帝，法國國王與紅衣主教黎塞留（Richelieu）舍得割讓富裕省份來與他國結盟。德意志各諸侯不會如此，因為他們更在意自己的特權。這個古老帝國在和平時期無力發起有效進攻，卻能在遭受侵略時眾志成城地進行堅強防守。它能維系內部“忠誠”這一傳統契約，能發行錢幣，也能在歐洲權力爭鬥的夾縫中建設一個權力均衡的體系。

對多數德意志人來說，他們記憶的歷史就是一幕幕災禍，因為德意志這片土地常常充當和平時的棋子、戰爭時的戰場。追溯歷史，荷蘭人經歷過“黃金年代”，法國人經歷過“大世紀”，而德國人從未經歷過那樣輝煌的時代。“三十年戰爭”無法言表的慘象一直都是德意志人難以撫慰的傷痛，這在文化和生活中多有體現；諸如“瑞典飲料”這樣的名詞——常常指代戰爭期間一種逼人招供的酷刑。當和平終於在1648年降臨時，德意志土地上三分之二的人口已經喪生——他們或死於饑餓，或死於瘟疫，或淪為亦兵亦匪者的劫掠對象。整個德意志陷入一片荒蕪：村莊焚為廢墟，城市的財富被劫掠一空，市民的尊嚴淪喪殆盡，需要幾代人才能挽回。被恐懼籠罩的德意志彌漫著極度的憂傷。從這場浩劫中，霍布斯（Hobbes）提出了威權國家的概念，來自呂貝克的迪特裏希·布克斯特胡德（Dietrich Buxtehude）、來自漢堡的格奧爾格·菲利普·泰勒曼（George Philip Telemann）和來自萊比錫的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的音樂作品發出靈魂的絕唱。1700年後的西班牙王位之爭又給德意志帶來更多創傷，最具浪漫主義色彩的海德堡城堡被撤退的法軍炸毀。到18世紀中葉，德意志又被卷入戰爭。西班牙、法國和英國相互為爭奪印度、加勒比和加拿大等殖民地而挑起海陸戰爭，1740—1748年間的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1756—1763年間的七年戰爭，給德意志人留下的都是慘痛記憶：燃燒的屋舍、一錢不值的銅板、饑餓、倒閉與失業，青壯年被充軍而橫屍於萊茵河與奧德河畔的戰場。

德意志俗語有雲，歲月墳頭的荒草能將一切往事掩埋。然而，歷史的傷痕未及愈合，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又接踵而至，帶給德意志更多痛楚。自1793年以來，法國人的鐵蹄踏遍西歐，德意志版圖被重新劃分。1804年，當維也納的神聖羅馬皇帝弗朗茨二世（Franz II）撤下皇冠時，神聖羅馬帝國便不復存在，而這頂帝號的頭飾經過百年也退化為一塊簡單的貴金屬，不再具有權力的魔力。就在同年，法國的“第一執政”——拿破侖·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自我加冕為“法蘭西帝國皇帝”。他的“法蘭西帝國”不僅包括眾多德意志人、意大利人、荷蘭人，還包括那些順從且感激拿破侖的萊茵聯邦盟友——他們大部分是德意志的諸侯。

1806年，奉行中立的普魯士聽從錯誤的建議，結束短暫中立，憑借殘存的一點勇氣再向拿破侖開戰，仍慘敗於耶拿。不過，戰敗的普魯士雖然只剩半壁江山，卻能在德意志理想主義的鼓舞下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贏得新的力量。改革派官僚如馮·施泰因（von Stein）男爵、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探險家亞歷山大·馮·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之兄］、哈登貝格（Hardenberg）公爵都堅稱，這個國家在物質方面失去的一切，必須從知識和道德方面贏回來。與此同時，一些開明將領，比如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和格奈澤瑙（Gneisenau）所領導的軍隊改革派，詳細研究了法國的軍事成就，著重參考拉紮爾·卡諾（Lazare Carnot）改革法軍的基本原則，創建了一支以愛國主義、軍功制和義務兵役制為基礎的近代普魯士軍隊。猶太人獲得解放，其民族融合也開始緩慢、痛苦地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