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生行腳的常態 樂崇輝、劉玉梅口述

時 間：2015年8月19日

地 點：台北市大乘精舍

訪談者：定宜莊

[訪談者按]我多年以來為北京同仁堂樂家人做的訪談，已經於2014年收入《個人敘述中的同仁堂歷史》一書並已出版，但今年又從我的合作者張海燕女士處，聽到了台灣省的樂家後人樂覺心先生準備在北京重新開設同仁堂樂家老鋪的消息，並且在8月份動身赴台之前，得到了樂覺心先生的聯系方式。這是我此行得以在台灣探訪樂崇輝先生和他全家的緣起。在此先要對海燕與覺心先生的安排道聲感謝。

早在11年前，台灣“國史館”就曾派人為樂崇輝先生做過訪談並出版《樂崇輝居士訪談錄》，據訪談者之一侯坤宏先生的“訪談後記”，該項訪談從2004年2月19日開始，至翌年4月26日結束，前後共進行二十七次，每次約兩小時。終成該書稿並得以出版，前後費時近十年。我細閱此書，頗有收獲，也深深感到這樣一個有深度、有價值的訪談成果，已為後來者所難以替代。而我之所以敢把我這場區區兩小時的訪談發表出來，則是基於以下考慮：

台灣學者為樂老先生做的口述，關注的重點並不是同仁堂，而是他作為居士，對台灣佛教文化的貢獻。據侯坤宏的後記說：“作為北京同仁堂後代的樂崇輝先生，何以成為國史館‘台灣佛教人物口述訪問’的對象？這與他在台定居後，所從事的佛教文化事業有關，也與‘大乘精舍’的緣起有關。以‘大乘精舍’為基地，每月發行《慈雲》雜志，出版佛教經書，大乘精舍提供了一個佛教交流的平台，以居士身份從事佛教文化事業40年，可以說是戰後台灣佛教發展的奇跡之一。”(352頁)已經把該訪談的宗旨談得非常清楚。而我更關心的，則是同仁堂後人赴台的經歷和定居台灣之後的命運，還有這個北京著名的中藥鋪在台灣的發展。這與台灣學者的訪談，是兩個不同的主題。

在北京，公私合營以後的樂家，已經退出了同仁堂的管理，他們的子弟甚至已經完全與同仁堂脫離了關系。但台灣這支樂家後人，卻始終與同仁堂這個老字號血脈相連，以至於他們在六十年之後，敢於站出來以同仁堂的傳承者自居。而我也是在開始做同仁堂訪談多年以後，才得以直接從一位樂家人的口中，聽到他對這個老藥鋪當年的傳統、經營理念乃至炮制經驗等一系列問題的講述。然而即便如此，我對這次短暫而難得的訪談的定位，仍不拘泥於樂老先生個人的生活經歷，而將重點放在台灣同仁堂的六十年發展經歷上。這樣做的原因，一則是同仁堂在台灣這幾十年的發展，本身就是一個饒有興味的傳奇。再則是我那天面對的，並不是樂老先生一個人，而是他的全家：他的妻子劉玉梅女士、兒子樂覺心先生，還有樂覺心先生的妻子和女兒。讀大學的小女兒是被長輩們特意叫來旁聽的，因為他們認為她有必要了解同仁堂的歷史。這一切遂使這場訪談，成為一場溫馨的座談，他們更願意與我共享的，是他們一家與這個老藥鋪一起，在海峽那一邊的故事。而劉女士作為親歷過這段歷史的過來人，敘述尤為生動具體。盡管在樂崇輝的訪談和他的兒子覺心先生所撰《樂氏同仁堂——歷史與演變》一書中，都稱她為“樂劉玉梅”，但我還是按照當今北京人的習慣，直接稱她的名字，而不在她的名字前加上夫姓“樂”字。

人類學家常說，口述史是“合作的歷史”，它是由訪談者與被訪者在互動的基礎上共同書寫的，不同身份的訪談者與被訪者之間產生的互動，結果會有很大不同。這也是我的這次訪談，與台灣學者明顯的不同之處。我是以一名大陸歷史學家的身份接觸他們一家人的，而樂先生與我，彼此都因純正的北京話(那是我們共同的家鄉話)而立刻產生了親切感，我在此前為樂家人包括他的侄子樂俠(即覺心先生的堂兄)所做的大量訪談，也使這場訪談可以省略太多的前綴而直接進入主題。這使我這場簡短的訪談具有與《樂崇輝居士訪談錄》頗不相同的角度。遺憾的是，由於時間關系，所有的相關敘述，都還是過於簡略了。

樂氏家族在台灣的同仁堂正式成立於1953年，地點在台北開封街一段五十九號，這是同仁堂大房樂篤周的夫人開設的，樂崇輝先生稱她為五嫂。按照他的解釋：“五哥樂篤周在各地開的是宏仁堂，如果五嫂在台開設宏仁堂，我就不會去找她，但她開了同仁堂，故應為四房共有，因此我沾了光。”(72頁)不過，樂先生始終是以管賬並協助五嫂打點事務的方式進入同仁堂的，並未直接掌控同仁堂的經營管理，他的主要精力，還是放在發展他的《大乘精舍》、印行佛教刊物《慈雲》等佛教文化事業上。用他自己的話說：“其實同仁堂樂家的沒落，正是歷史上因果交替、轉換的規律，起家與敗落正是一個佛家所講的無常顯現；因此這面鏡子，讓我看破了、放下了、自在了，清楚佛教所說冤親不二之真實義。”(346頁)他說這是人生行腳的常態，我便也用這句話，作為本篇口述的題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