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第2/2頁）

其次，在編撰本套叢書的過程中，讓我最感慨也最有收獲的，並不是在量上的增加和內容上的添補，而是去尋找多年前的被訪人，並對他們所做的回訪工作。由於歷經數年甚至十數年，仍然在世的老人已經不多，這樣的回訪便尤顯珍貴。通過回訪，補充和修訂了初次訪談時未曾顧及的細節，加深了我對原來訪談的內容和被訪者的理解，更凸顯了訪談的意義。更有意味的是，有些被訪者與我在這十數年間從未中斷聯系，有些已經成了朋友和“自己人”，而我們相互間通過一次又一次的深入交流，最終能夠進入較深層次的主題，這一過程或如曲徑通幽，或如層層剝筍，正與史家所做考據的過程相似，其間的艱難與樂趣，很難用言語表達出來。還有一些被訪者已經逝世，但當我看到他們最終結局的時候，再回想他們當年訪談時的情狀，其間所發生的各種各樣的故事，也頗令人感嘆唏噓。總之，通過此次回訪，我切實地感受到了深度訪談對於口述史的重要性。

再次，是對部分口述，從文獻上下了些鉤沉索隱的功夫。一方面附上相關的档案材料以資考訂佐證，一方面在注釋上做了大量的補充，力圖將口述背後的故事，盡可能多地呈現出來。總之，一個具有職業性好奇的史家，當他面對躲藏在自己訪談對象背後的，遠比口述者閃爍其詞的、語焉不詳的甚至漏洞百出的講述更為精彩、更為深沉的真相時，很難就此止步。即以唐德剛先生為胡適所做口述為例，胡適為唐先生講述的，僅僅是胡適那復雜豐富一生的冰山一角，如果不將隱沒在水中的那更大的部分盡可能多地呈現出來，人們並不能知道這座冰山是什麽樣的，而這正是負責任的史家應該努力去做的工作。如果再深入一步，那麽這座冰山所露出的部分為什麽是那個樣子，就更值得史家去探究和分析，而這，往往就是對某個具體個人所做訪談的最大意義所在。

辛亥革命迄今百余年，北京城的鼎革，用天翻地覆形容毫不誇張；1949年以來的變化，較之辛亥以後的民國時期更甚；而改革開放之後，或者就以《老北京人的口述歷史》出版迄今的短短6年來說，變化之巨大，竟然又超過了以往的百年，已經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目不暇給的程度。如果說民國時期的鼎革更多表現在社會的變遷上，1949年以後是對城墻、古建等物質文化的損毀，那麽近年來的這一變化，則是因外來人口的急劇增長而導致的“老北京人”的消失。說消失也許並不準確，準確的應該是，當北京人口已達數千萬的今天，區區百萬的老北京人，早已湮沒在從四面八方聚集於此的眾人之內。尤其是隨著京城大規模的改造拆遷，老北京人中的大多數已經搬離祖上世代生活的胡同街道，散落於城外諸多新建的小區之中，以北京的“人”為載體的京城文化，也隨著他們而消失湮沒於無形之中。甚至被老舍先生譽為世界上最優美動聽的“老北京話”，如今也難以聽到了。在北京城經歷的諸多變遷中，這場“人”的消失最根本最徹底，同時，也最令人觸目驚心。

所以，這套《北京口述歷史》叢書，是我對曾給予這座城市以生命和活力的老北京人的背影，所做的最後一瞥；是我對這個正在急速沉沒的城市，留下的最後一個紀念。　

作者謹識

201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