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明清文藝思潮（第4/8頁）

“公安派”的三袁兄弟的思想理論和文學實踐直接受李贄影響，他們的作品描述日常，直抒胸臆，反對做作，平易近人，對抗前後七子，而開一代新風。如他們自己所說：“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真人所作，故多真聲，不效顰於漢魏，不學步於盛唐；任性而發，尚能通於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欲，是可喜也。”（《袁中郎全集·序小修詩》）他們的創作，如傳誦頗廣的《滿井遊記》：

燕地寒，花朝節後，余寒猶厲。凍風時作，作則飛沙走礫。局促一室之內，欲出不得。每冒風馳行，未百步輒返。廿二日，天稍和，偕數友出東直，至滿井，高柳夾堤，土膏微潤，一望空闊，若脫籠之鵠。於是冰波始解，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澈見底，晶晶然如鏡之初開而冷光之乍出於匣也。山巒為晴雲所洗，娟然如拭，鮮艷明媚，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條將舒未舒，柔梢披風，麥田淺鬣寸許。……

這是一幅清新白描的北京早春天氣。沒有故作鏗鏘音調，沒有甚麽深厚象征，也沒有壯闊場景、雄偉氣勢，然而，娓娓道來卻動人意興。它們之所以直到五四新文學運動中仍有影響，原因就在它們畢竟開始有了近代人文氣息。從題材到表現，都是平平常常普普通通日常生活、自然風景。如果用它來比較一下也寫得很好的柳宗元的山水小品（見第八章），這種近代的清新樸素、平易近人的特點便更清楚。

不僅三袁，應該說這在當時是一股強大思潮和共同的時代傾向，它甚至可以或追溯或波及到先後數十年或百年左右。例如，比三袁早數十年的唐寅、茅坤、唐順之、歸有光這樣一大批完全不同的著名作家，卻同樣體現了這種時代必然傾向。像唐順之提出，“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等好詩…，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托於儒家…。極力裝作，醜態盡露”。這與“公安派”便顯然合拍。像歸有光的抒情散文，雖然內容和形式都是標準的正統派，然而，它們卻以對家庭日常細節的樸實無華的描寫而打動人們，在某種意義上，甚至也可以說是開“公安派”主張的先聲。例如著名的《項脊軒記》：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為修葺，使不上漏。前闊四窗，垣墻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墻，桂影斑駁，風移影動，姍姍可愛。

…後五年，余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幾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余久臥病無聊，乃使人修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透過這種細微而有選擇的客觀描景述事，抒情性卻極為濃厚。它實際標志著正統古文也已走近末梢，一個要求在內容上、形式上和語言上更接近日常生活的散文文學在出現，這與上述市民文學、小說戲曲和“公安派”的時代傾向是相一致的。這種散文，無論是描寫自然（如袁）或抒情記事(如歸），確已不同於唐宋八大家，不同於永州八記或前後《赤壁賦》。它的感慨、抒寫和景物明顯帶有更為近代的日常氣息，它們與世俗生活、與日常情感是更為接近了。正統文學在這時本已不能代表文藝新聲，之所以舉出這兩段正統散文，正是為了證明整個時代心聲的變異，這種變異也表現在傳統文學中了。它當然也以種種不同方式呈現在各個方面。例如比李贄約早五十年的唐伯虎便也是這種變異的典型人物。他與歸有光各方面都極不相同。一個是窮酸儒生，一個是風流才子，一個正經八板作正統古文，一個浪蕩江湖吟花詠月。王士貞對歸有光的文章相當折服，對唐伯虎的詩文卻譏之為“如乞兒唱蓮花落”。然而，唐寅以其風流解元的文藝全才，更明顯地體現那個浪漫時代的心意，那種要求自由地表達願望、抒發情感、描寫和肯定日常世俗生活的近代呼聲。其中也包括文體的革新、題材的解放。甚至後世編造出三笑姻緣之類的唐伯虎的故事和形象，也非偶然。並且，這不是一兩個人，而是一批人，不是一個短時期，而是遷延百余年的一種潮流和傾向。如果要講中國文藝思潮，這些就確乎夠得上是一種具有近代解放氣息的浪漫主義的時代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