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西方的趕超：大清王朝為什麽出不了牛頓和伽利略

漲潮：西方超過了東方

美國總統約翰·F·肯尼迪曾說過，“水漲船兒都跟著高”。這一論斷在1500～1800年間再正確不過了，因為此時連續三個多世紀東西方社會都呈現出上升的發展趨勢（見圖9-1）。

在阿肯色州希伯斯普林斯，肯尼迪在一次慶祝新建大壩的演講中發表了這一著名的論斷。在他的反對者們看來，這項計劃是最糟糕的籠絡民心的政治撥款：在他們看來，諺語中所說的漲潮確實能夠托起所有的社會之舟，但是在這股大潮推動下，一些社會之舟卻要比其他的上升得更快。同樣，這一觀點在1500～1800年間再正確不過了。東方社會發展上升了25%，而西方社會發展的速度是其兩倍。在1773年（或者，考慮到合理的誤差範圍，大約是1750～1800年間）西方社會的發展趕超東方，結束了長達1200年的東方時代。

關於世界發展潮流何以在1500年後上升如此之迅速，以及西方社會之舟何以上升得尤其之快這兩個問題，歷史學家們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在本章的討論中我認為，這兩個問題是相互關聯的，一旦我們將其置於社會發展的長期背景下，我們就不難發現答案了。

圖9-1 一些地方的社會之舟上升得更快：18世紀社會發展的浪潮推動東西方社會達到經濟發展的極限，但是這股浪潮卻推動西方發展得更好、更遠、更快。根據圖中的指數可以看出，在1773年西方社會再次占據了領先位置

張居正、戚繼光：他們挽救不了明朝的頹勢

皮雷斯事件過了很久才在中國人心中淡去。直到1557年中國官員們才開始對定居澳門的葡萄牙商人不予理睬和幹涉。盡管到1570年為止，其他葡萄牙人也先後在遠至日本長崎的亞洲海岸附近開設商店，但他們的人數仍然少得可憐。對於大多數西方人來說，東方大陸仍然只是一些神秘的地名；對大多數東方人來說，葡萄牙甚至都無法引起他們的興趣。

這些歐洲的冒險家們對於16世紀普通東方人的主要影響在於那些他們從歐洲帶來的神奇的植物——玉米、土豆、甘薯、花生。這些植物在其他植物無法生長的地方生長，在惡劣的天氣中存活下來，神奇地喂養了農民和他們的家畜。在整個16世紀，從愛爾蘭到黃河流域，各地都種滿了這些植物。

葡萄牙人移民來的時候可能正是一個緊要關頭。16世紀是東西方文化發展的黃金時期。在16世紀90年代（無可否認的一個尤其好的年代）倫敦市民們能夠看到最新上演的戲劇，如莎士比亞的《亨利五世》、《尤利烏斯·愷撒》和《哈姆雷特》，花費不多就能買一本宗教宣傳冊來讀，如約翰·福克斯的那本血腥的《殉教烈士傳》，被新出版社成千上萬冊地印制出來，裏面充斥著宗教信仰者們的木版插畫。在歐亞大陸的另一頭，北京人能夠觀看湯顯祖長達20小時的《牡丹亭》，此劇直到今天仍是中國最受歡迎的傳統戲曲。他們還可以讀《西遊記》。

但是在這些光輝燦爛的外表之下，一切並不是都真的那麽美好。黑死病曾經奪去了東西方核心地區1/3甚至更多的人的生命，而且在1350年後的近100年間不斷地反復爆發，使得人口一直保持在較低的水平。但是，在1450～1600年間，每個地區的人口反而都幾乎成倍地增長了。1608年一位中國學者曾經這樣說道：“居民繁衍如此之速，史無前例。”在遙遠的法國，觀察者們也對這一觀點表示贊同，正如一句民諺所講的那樣，人們繁衍之速就如“谷倉裏的老鼠”。

恐懼一直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一大動力。更多的孩童就意味著要將土地分割得更小，或者有更多的後代被排擠到寒冷的野外，並且也總是意味著更多的麻煩和爭端。農民們要更經常地除草和施肥，建造水壩，挖井灌溉，或者做些手工編織並努力賣出更多的衣服。一些人到偏遠的地方定居，努力在山間和沙漠中維持生活，而這些貧瘠的地方是他們的祖先以前絕不會涉足的。一些人放棄了人口高度密集的核心地帶，而選擇到荒涼、人煙稀少的邊境地區。但是即使他們遷移到新大陸來種植莊稼，似乎也沒有足夠的地方讓人們四處流動。

人口稀少而土地充足的15世紀對人們來說越來越變成一個模糊的回憶：歡樂幸福的日子，西方的牛肉與啤酒，東方的豬肉與白酒。1609年中國南京附近一個縣城的縣官曾經說過，回溯以前，任何事情都要比當時好：“每家每戶都有房子住，有土地可以耕種，可以從山上砍柴來燒，有自家的菜園來種植蔬菜，每家都能夠自給自足。”但是現在，“貧者十人而九……貪婪罔極，骨肉相殘。”曾在中國待過的一位德國旅行家在1550年左右的陳述更加直白：“在過去，農民家吃的和現在不一樣。那個時候，肉類和食物都有著充足的供應。”但是現在，“所有的一切都徹底改變了……今天即使最為寬裕的農民家裏吃的食物也要比過去長工和仆人吃的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