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第2/2頁）

蒙古人統治全中國八十九年，統治中國北部則超過一百年，但因文化低落，對中國人的生活沒有遺留重大影響。蒙古人極少與漢人通婚，所以也沒有被漢人同化。據李思純在《元史學》中說，蒙古語對漢語的影響，可考者只有一個“歹”字，歹是不好的意思，歹人、歹事、好歹的“歹”，是從蒙古語學來的。撰寫以歷史作背景的小說，不可能這樣一字一語都考證清楚，郭嘯天、楊鐵心等從未與蒙古人接觸，對話中本來不該出現“歹”字，但我也不去故意避免。我所設法避免的，只是一般太現代化的詞語，如“思考”、“動機”、“問題”、“影響”、“目的”、“廣泛”等等。“所以”用“因此”或“是以”代替，“普通”用“尋常”代替，“速度”用“快慢”代替，“現在”用“現今”、“現下”、“目下”、“眼前”、“此刻”、“方今”代替等等。

第四集的插圖（大陸版未收——編注）有一幅是大理國畫師張勝溫所繪的佛像，此圖有明朝翰林學士宋濂的一段題跋，其中說：

“右梵像一卷，大理國畫師張勝溫之所貌，其左題雲‘為利貞皇帝（左白右票）信畫’，後有釋妙光記，文稱盛德五年庚子正月十一日，凡其施色塗金皆極精致，而所書之字亦不惡雲。大理本漢楪榆、唐南詔之地，諸蠻據而有之，初號大蒙，次更大禮，而後改以今名者，則石晉時段思平也。至宋季微弱，委政高祥、高和兄弟。元憲宗帥師滅其國而郡縣之。其所謂庚子，該宋理宗嘉熙四年，而利貞者，即段氏之諸孫也。”

其中所考證的年代弄錯了。宋濂認為畫中的“庚子”是宋理宗嘉熙四年（一二四○年），其實他算遲了六十年，應當是宋孝宗淳熙七年庚子（一一八○年）。原因在於宋濂沒有詳細查過大理國的歷史，不知道大理國盛德五年庚子是一一八○年，而不是六十年之後的庚子。另有一個證據，畫上題明為利貞皇帝畫，利貞皇帝就是一燈大師段智興（一燈大師的法名和故事是我杜撰的），他在位時共有利貞、盛德、嘉會、元亨、安定、亨時（據羅振玉《重校訂紀元編》。《南詔野史》中無“亨時”年號）六個年號。宋濂所說的庚子年（宋理宗嘉熙四年），在大理國是孝義帝段祥興（段智興的孫子）在位，那是道隆二年。

此圖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館，該館出版物中的說明根據宋濂的考證而寫，將來似可改正。

宋濂是明初有大名的學者，朱元璋的皇太子的老師，號稱明朝開國文臣之首。但明人治學粗疏，宋濂奉皇帝之命主持修《元史》，六個月就編好了，第二年皇帝得到新的資料，命他續修，又只六個月就馬馬虎虎的完成，所以《元史》是中國正史中質素最差者之一。比之《明史》從康熙十七年修到乾隆四年，歷六十年而始成書，草率與嚴謹相去極遠，無怪後人要另作《新元史》代替。單是從宋濂題畫、隨手一揮便相差六十年一事，便可想得到《元史》中的錯誤百出。但宋濂為人忠直有氣節，決不拍朱元璋的馬屁，做人的品格是很高的。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