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回到寂寞的書房裏（第5/9頁）

“不可能的。”家父繼續搖著頭，道，“下午你不在家的時候，我翻了翻這幾本書，一時也納悶兒了。不錯，當初《七海驚雷》的確是從孫家借出來的，可純粹是巧合。”

“為什麽？”

“孫孝胥其實是孫老虎的父親、小五小六他們的爺爺。他老人家早在一九六六年就過世了。可這《七海驚雷》卻是一九七七年一月才出版的。”

我沒有立刻跟他爭辯，因為在那個刹那之間，我也忽然生出一種“無知或許較為幸福”的念頭—連帶地，我更不敢貿貿然追問他是否知道“彭師父就是嶽子鵬”、歐陽昆侖救過彭師母”甚至“嶽子鵬知情者也”的字謎。我猜想，或許他還沒有時間把《七海驚雷》之外的六本書一一細讀過，正因如此—倘若他也認定“知道得越多越危險”的話—我只有保持緘默。果不其然，正當我端坐成一副“敬受教哉”的模樣兒之際，家父捧出了他真正想教訓我的一番話—且一如我所揣想的，從渡海到落戶、從武俠到戰史、從清洪角力到國共鬥爭、從盤點軍需到纂輯文獻……無論這老人曾經歷練了什麽、見聞了什麽、感受了什麽以及覺悟了什麽，他根本不在意也不要求我這個兒子是否更了解了他的一點什麽，他的目的只是要我記住：在我自以為如何如何的世界背後，其實有一股更可怕、更強大的操控力量在主宰著人們的遭遇和認知，且沒有人能夠反抗或懷疑。

家父的論證其實只有簡單而明確的幾句話：“‘哼哈二才’從‘保’字號兒混下來，一直混到部裏的‘情報局’。之所以從來沒對我下手，除了因為我在幫中頂著個字輩兒，主要還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我究竟知道了些什麽。如今你同這個什麽歐陽紅蓮又纏在一塊兒，他們搞特務的豈有不疑上加疑之理？寄這些照片來，明擺著是個警告的意思。”

我很想反問他，我和紅蓮已經廝混了十年，他們跟在後頭拍這種下三濫的小照片也差不多一樣久了，為什麽早不警告、晚不警告，偏偏現在來警告了呢？以理度之，就算歐陽昆侖出手幫“老頭子”運了一大批黃金到台灣來，“保”字號兒恩將仇報、殺人滅口，這也是近四十三年以前的塵封往事了，何以時至今日，忽然想出個寄小照片的餿主意來試探家父或者我呢？話未出口，家父輕擡腳尖，朝我腳下的書袋比劃了一下，道：

“不只你我父子，恐怕他們也早就盯上了高陽了。”

我幾乎不敢想下去。自一九八六年春天，我與高陽同遊日本訂交以後，他也叫一群遊手好閑、惹是生非的情治人員給盯上了—這批人物猶之乎皰疹、流感病毒或蒲公英，十足有牽攀附著、勾串羅織的習性—莫不是因為我和高陽偶爾交談過有關那本《奇門遁甲術概要》，而讓他也跌進了網罟之中罷？

然而，誰又能否證這個猜測呢？高陽在榮總病榻之上，的確曾經對我說過：“他們結拜兄弟七個身上有一部奇案，我打聽了幾十年，不過知其一二。其中還有許多情由緣故不能分曉。”也就在想起這番言語之際，我的眼前猛可閃過一個銀發白衣但面容模糊的醫生。不，不是醫生，是做醫生打扮的萬得福—在我和他十年前僅有的那次晤面時，他清清楚楚地警告過後腦勺上叫燈架砸了個大窟窿的老大哥：“榮總是‘他們’的地盤”，而且“二才剛還到門口來晃了一下”。

一個小小的推論：高陽因病入院的時候，其實仍念茲在茲於萬硯方等兄弟七人身上的那部奇案，是以他所擁有的七本書和厚達六寸的文稿也隨身攜行或恐即在臥榻左近。然而他發現自己的病情可疑—明明有把握“還有卅載陽壽可供揮霍，一甲子後再言去留”，卻於診療之後突然惡化，於是才會在我前往探視的時候突然提起早年我偶遇趙太初於三民書局的舊事。可惜我一時未察—甚至一副全然失憶的模樣—高陽一定頗為失望，是以未曾將書、稿當面交我。接下來，或許是因為他又察覺了醫院當局（或病房內外環境之中）有些什麽異樣，才會將書、稿托付一個全然不知情的文學雜志主編，並言明：出得了院，就將原物歸還；出不了院，才將之親手交給我。設若高陽的確周思密慮而作成這一決定，則想必是冒了極大的風險，但也絕對出乎“他們”那批人的意料之外—我幾乎能夠想像出他如何設計了一個偷天換日、掩人耳目的怪招，請那位主編扛個十幾本適合在病榻上消磨時間的閑書前去探訪，再趁四下無人之際把那七本書和他的手稿攜回的過程。

如此作想，則自高陽病危到過世期間，“他們”必定滋生出某些疑慮，那就是，這位素以博聞強記、詳考密察著稱的歷史小說家究竟對那部奇案了解了多少？又傳授了多少？以及他和我乃至於家父對於近世老漕幫與“國府”中樞、權力核心之間的恩怨所掌握的瑣碎知識究竟出自何種共謀？如果確有共謀，那麽主使者是誰？共謀的機制與運作又如何？這些，想必都是“他們”百思而不得其解的。也正因如此，“他們”才會在高陽過世之後展開了行動—寄來這樣一疊照片，和一張寫著“張大春與歐陽昆侖之女歐陽紅蓮”字樣的便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