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四節

　　《時間之外的往事》(節選)群星計劃——危機之初的幼稚症

　　在危機紀元頭二十年裏人類社會發生的一些事情，在之前和之後的人們看來都是很難理解的，歷史學家把它稱為危機幼稚症。人們一般認為，幼稚症是前所未有的對文明整體的威脅突然到來所致;對個體來說可能是這樣，但對人類社會的整體，事情就可能沒有這麽簡單。三體危機帶來的文化沖擊，其影響之深遠也遠超過人們當初的想象。如果為其尋找一個類比，在生物學上，相當於哺乳動物的遠祖從海中爬上陸地;在宗教上，相當於亞當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園;而在歷史和社會學上，根本找不到類比，人類文明所經歷的一切與這一事件相比都微不足道。事實上、這一事件時昧上動搖了人類社會的文化、政治、宗教和經濟的根基。這一沖擊直達文明的最深層，其影響卻很快浮上表面，與人類社會巨大的慣性相互作用，這可能是產生幼稚症的根本原因。

　　幼稚症的典型例子就是面壁計劃和群星計劃，都足當時國際社會通過聯合國框架做出的，在其他歷史時期的人們看來不可思議的舉動。前者已改變了歷史，其影響深入以後的整個文明史，將在另外的章節論述；後者則在出現不久便銷聲匿跡，很快被遺忘。

　　群星計劃的動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危機初期試圖提升聯合國地位的努力，二是逃亡主義的出現和盛行。

　　三體危機的出現，使全人類第一次面對一個共同的敵人，對聯合國的期望自然提高了。即使是保守派也認為，聯合國應該進行徹底的改革並被賦予更高的權力和支配更多的資源，激進派和理想主義者則鼓吹成立地球聯邦，聯合國成為世界政府。中小國家更熱衷於聯合國地位的提升，危機在他們眼中是一個從大國獲得技術和經濟援助的機會;而大國則對此反應冷淡。事實上在危機出現後，大國都很快在太空防禦的基礎研究上進行了巨大的投入，一方面因為他們意識到，太空防禦是未來國際政治的重要領域，在其中的作為將直接關系到國家實力和政治地位的基礎;另一方面，這些大型基礎研究是早就想做的，只是由於國計民生和國際政治的限制而一直做不了。現在，三體危機對於大國政治家們來說，就相當於當年的冷戰對於肯尼迪，但這個機會比那次要大百倍。不過各大國都拒絕把這些努力納入聯合國的框架。由於國際社會日益高漲的世界大同熱，他們不得不給聯合國開出了許多空頭的政治支票，但對其倡導的共同太空防禦體系卻投入很少。

　　在危機初期的聯合國歷史上，時任秘書長薩伊是一個關鍵人物。她認為創造聯合國新紀元的機會已經到來，主張改變聯合國的大國聯席會議和國際論壇的性質，使其成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並擁有對太陽系.防禦體系建設的實質性領導權。聯合國要實現這個目標，首先要有能自主支配的足夠資源作為基礎，這一點在當時幾乎不可能實現。群星計劃就是薩伊為此做出的努力之一，不管結果如何，這一舉動充分顯示了她的政治智慧和想象力。

　　群星計劃的國際法基礎是《太空法公約》，這並不是三體危機的產物，危機到來前，該條約就經歷了漫長的起草和談判過程，主要參考了《海洋法公約》和《南極條約》的框架。、但危機到來前的《太空法公約》限定的範圍是柯伊伯帶之內的太陽系資源，由於三體危機的出現，不得不考慮外太空，但限於人類尚未登上火星的技術水平，在本條約到期前(五十年期限)，太陽系外的資源毫無現實意義。各大國發現，這倒很適合作為給國的一張空頭支票，就在條約牛附加了一條有關太陽系之外的資源的條款，規定涉及柯伊伯帶以外的自然資源(關於自然資源一詞的含義，條約附件進行了冗長的定義，主要是指沒有被人類之外的文明占據的資源，這個定義中也首次給出了“文明”一詞的國際法定義)的開發和其他經濟行為，必須在聯合國框架內進行，歷一史上稱這一條款為“危機附加款。“群星計劃的第二個動因是逃一亡主義。當時逃亡棄義初露端倪，其後果還沒有顯現，仍淑為人類一面對危機的一個最終選擇。在這種情況下，太陽系外恒星，特別是帶有類地行星的恒星的價值便顯現出來。

　　群星計劃的最初提案，是提議由聯合國主持拍賣太陽系外的部分恒星和其所帶行星的所有權，拍賣對象是國家、企業、社會團體和個人，所得款項用於聯合國對太陽系共同防禦體系的基礎研究。薩伊解釋說:恒星的資源其實是極其豐富的，距太陽系100光年內的恒星就有三十多萬顆，1000光年內有上千萬顆，保守佑計，這裏面至少有十分之一的恒星帶有行星。拍賣其中的一小部分，對未來的宇宙開發不會有什麽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