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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由於手槍被拿走後的輕松，部分由於那個大科學家裝腔作勢的寬宏大量，蘭塞姆非常想大笑。但他突然想到，這也許是韋斯頓一生中首次承認自己錯了，就算這初始的謙卑中百分之九十九還是傲慢，那一點謙卑還是不應該被拒絕的——是不應該被他拒絕的。

“好的，這很堂皇嘛，”他說，“你想說什麽？”

“我回頭馬上告訴你，”韋斯頓說，“不過，我得把東西弄上岸。”他們把平底船拖上岸後又開始把韋斯頓的便攜式汽化煤油爐、罐頭、帳篷和其他包裹運到離岸兩百碼處的一個地方。蘭塞姆知道，這些隨身用品都用不著，但他也不提出異議。大約一刻鐘後，一個類似營地的東西就在一條小河邊的一棵綠色樹幹、銀色樹葉的樹下的長滿青苔的地方建成了。兩個人都坐了下來。蘭塞姆起初聽得很有興趣，然後是驚奇，最後是懷疑。韋斯頓清了清嗓子，挺起胸，擺出一副講課的派頭。在隨後的談話中，蘭塞姆感到韋斯頓在愚蠢地胡說八道，與他毫不相幹。兩個人類一起被扔在一個外星球上無法想象的陌生環境之中。一個與自己的飛船分離了，另一個剛剛從時刻存在的死亡威脅中解脫出來。他們竟然立刻投入到本該發生在劍橋的公共教室裏的哲學論爭中來，這正常嗎？可以想象嗎？然而，那顯然正是韋斯頓堅持要求的。他不關心他飛船的命運。他甚至似乎對蘭塞姆為什麽出現在金星上也沒有顯示任何好奇心。難道他旅行三千多萬英裏或許就只為尋求一場對話？但隨著談話的繼續，蘭塞姆發現，在他面前的就是一個偏執狂。像一個除了想出名什麽也不想的演員，或者除了想情婦什麽也不想的情夫一樣，這位狂熱、乏味和想躲也躲不開的科學家在滔滔不絕地宣講他根深蒂固的觀點。

“我生活的悲劇，”他說，“實際上也是現代全體智識界的悲劇，就在於由已知事物不斷增加的復雜性所要求的呆板的知識專門化。正是由於我參與了那樣一個悲劇，即早年投身於物理學，才使我直到五十幾歲都未能給予生物學足夠的注意。為對自己公平起見，我得明確指出，虛假的人文主義者把知識當做最終目的的想法從未吸引過我。我獲得知識總是為了達到實用的目的。起初，純粹出於個人原因，實用性很自然地吸引了我——我想要獎學金、一份收入和一個缺其不可的被普遍認可的職位。當得到這些以後，我開始看得更遠——人類的功用！”

他講完這些後停了一會兒，蘭塞姆點頭示意他繼續。

“人類的功用，”韋斯頓接著說，“長期來看，嚴格地取決於在行星之間，甚至是在恒星間旅行的可能性。這個問題被我解決了。打開人類命運的鑰匙就握在我手裏。提醒你去回憶你我在馬拉坎德拉上時，它是如何被一批充滿敵意的、有智力的物種（我承認，我起初沒有預想到他們的存在）從我手裏奪走這個事實，這對我們兩個都沒必要，甚至是痛苦的。”

“確切地講，不是敵意，”蘭塞姆說，“不過，你接著講下去。”

“我們從馬拉坎德拉返程時的惡劣環境使我的健康嚴重受損。”

“我也是。”蘭塞姆說。

韋斯頓因被打斷而顯得有些驚訝，但又繼續講了下去。“在我康復期間，我有閑暇進行了反思，而那是我很多年都不允許自己做的事情。我特別反思了你提出的異議，即對我的滅絕馬拉坎德拉上的居住者當然是我們種族占領那個星球所必需的預備條件這個觀點所提出的異議。你用來提出異議的那種傳統的（如果我可以這麽說的話）人文主義形式直到那時都向我隱藏了它們真正的力量。現在我開始看到那種力量了。我開始明白為什麽我自己對人類功用的專門奉獻實際是基於一種潛意識中的二元主義。”

“你到底想說什麽？”

“我是說，我整個人生都在做一個人與自然之間的不科學的區分或對比，都在設想自己為人類對抗其非人類的環境而戰鬥。在我生病期間，我投入到生物學，尤其是被稱做生物哲學的研究之中。直到那時，作為一位物理學家，我一直滿足於把生命看做我能力之外的一個物體。那些矛盾的觀點——即那些在有機和無機之間做出涇渭分明的區分的觀點和那些認為我們稱做生命的東西遺傳於物質之中的觀點從一開始就沒有引起我的興趣。現在，它引起我的興趣了。我立刻就明白，在展開宇宙進程時，我不能容忍中斷的、不連續的東西。我成了突變說堅定的信任者。九九歸一。頭腦的能力——那種潛意識中目標明確的推動力從一開始就存在。”

說到這裏他停下來了。蘭塞姆以前經常聽到他這一套，不知道他的同伴什麽時候才能進入正題。當韋斯頓接著說下去時，話裏帶著更多深沉莊重的語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