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第十二章 羽人（三）（第2/2頁）

看到這兩份策論，使朱厚熜聯想到了時務科經濟科有兩位進士的策論，一是建議朝廷取消商人“市籍”，準許商人自由經商；一是建議朝廷廢弛“牙行”包買包賣制度，準許行商按地域設立會館，自行覓主發賣。

所謂“市籍”，指的是凡要在城鎮經營工商業的人，必須先到官府登記，取得批準，才可以“占市籍”。如果未獲準“占市籍”而擅自經營工商業的，就屬於違法，可以按照遊民處理，或被驅逐或被拘捕。之所以朝廷要專門立有“市籍”，一方面是為了加強對工商業者的控制和限制；另一方面則用以作為對占籍者征調各種繁重差役的依據。一些工商業戶“占籍未及數年，富者必貧，貧者必轉徙”，不少人因此只好被迫逃籍。

而坐地牙商包買包賣，則是行腳商人的一大苦處。行商揚帆載貨，將本圖利，比之要辦理“市籍”，承擔差役的坐商，固然多了許多自由；但一買一賣，都要受制於牙行，不經牙行，便不能購貨，也不能發賣。牙行商人仗著有官府牙帖，坐收厚利不說，還將自己不得不承受的買辦之苦轉嫁到外來行商頭上，甚至還有一些不道德的牙商，恣意欺侮外來行商，賺取最大限度的利潤。該生員墨卷之中所揭示的牙商其用心之險惡、手法之詭異，令朱厚熜看了也不禁瞠目結舌：

大凡商貨初到，牙商照例宰雞設宴，招妓演戲，殷勤招待。及至商貨到了牙行的貨棧之中，便任意把持，私行取用不說，還往往壓住商貨，不覓主發賣，弄得行商常常要等上數月一年之久，仍不能將貨物脫手。那些做行商的，哪一個不是把身家性命壓在行情漲落之上，被牙行這麽一壓，好端端的熱貨便成了冷貨，簡直是要了行商的命。

按說商貨跌價，牙行也並無好處，但他們一味招攬，自己做不來也不許行商自行發賣，到了貨賤之時，牙行更是壓著不發，卻照舊要向行商收取客棧租金和俗稱“牙用”的傭金。那些行商多是小本經營，哪裏受得了牙行這樣折騰？只好任由他們擺布，趕緊忍痛將貨物低價賤賣了事。說起來，行商之苦，比之坐地經營的牙商，則更有過之而無不及。

朱厚熜早就知道，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早在明朝中葉就已經出現，之所以未能得到很大的發展，一大原因就是因為明清兩朝一直奉行“重農抑商”的基本國策，對商業活動課以重稅，責以義務性的派買，橫加盤剝；並對商人嚴加管理，出行要有路引，經商要有市籍。種種抑商的弊政不除，大力發展商品經濟就絕無可能，更不用說是對中國傳統的自然經濟形成根本性的沖擊。只是他並未深入研究過經商之道，不知道該從哪裏著手進行改革，這幾份策論雖說都只是從一個方面論述了這個問題，但結合起來，不正是他夢寐以求的大力發展商品經濟的一整套方案嗎？

因此，他毫不猶豫地在那兩份奏疏上面用朱筆畫了一個圈，準備等取士完畢之後，將之與經濟科兩位進士的策論一並交由內閣會同有司仔細研究，通盤考慮，拿出具體可行的章程，對明朝“重農抑商”的現行國策進行改良，至於要旨，也是現成的——“厚農而資商”和“厚商而利農”。

一次開制科和時務科取士，就解決了這麽重要的一個關系到國家發展根本大計的問題，令朱厚熜感慨萬千：看來，明朝並非沒有可用之才，而是都埋沒於草野之中，這一科取士，真是物超所值啊！

海瑞議復井田制的策論並未出現在那八十份優等墨卷之中，這本在朱厚熜預料之中，但想來想去，他還是有些舍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