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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慶在北京時，與我談過一個創作上的問題，他認為，很多作家，尤其是社會主義作家，喜歡把他們創作的主題依附在某些母題上，比如命運啊痛苦啊之類，這些問題很容易被任何人提出，但卻無法被任何人解決，因此，作家做的工作只是在不斷地重復地闡述這些母題，也就是說，沒有人會講“為什麽要有命運存在，為什麽要有痛苦存在，它們的存在有何意義，它們的存在是可知的，還是不可知的”這一類事，作家只是對於題目做出闡述，只是告訴你——“世上有命運有痛苦這回事，以我的經驗看，它是這麽表現的——”

這是可笑的，小說就是這麽一種可笑東西，它是一種胡言亂語，只有在作者與讀者都自信自己知道些什麽的時候它才得以存在。

但作家們的工作有一些令我十分不滿，原因之一，那就是瑣碎異常——說一千道一萬，只是為了一句話，比如，人的命運是荒誕的，痛苦的之類。本來一件簡單的事情，作家們做起來卻很麻煩，有時候我甚至覺得這樣對讀者不公平，有點像欺負人的過程，你遇到一個小孩，想告訴他被人打很疼，很不好受，你告訴他、或者打他一下就夠了，但不行，你要先打出一記耳光，然後再踢上一腳，然後腦後一拳把小孩放倒，騎上去，再揪住他的頭發，把他的腦袋往石頭上撞，然後你起身，找到一支棍子，猛擊向小孩的腹部，然後你再度離去，回來時手上出現一把砍刀——最後，你對小孩說，現在你知道了，被人打很疼，很不好受，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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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有個桂冠詩人叫普魯斯特的，一生平淡，事業基本平坦，愛情順利，寫出大量不疼不癢的長短詩，他死前就想好自己的墓志銘，死後墓碑上便出現了這樣一句話，用來說明他的一生與世界的關系，叫做：“我與這個世界有過情人間的爭吵。”

這幾乎可算是對完美人生的總結，優美雋永又溫情脈脈，完全是一句詩。

但是我不能同意他的觀點，因為他的觀點實在很不廣闊，個人經驗濃重，那種美好愉快的經驗甚至令人氣憤，我想我無法獲得那種經驗，很少有人能獲得那種經驗，我是說，在看到這個如此黑暗的世界之時，我幾乎可以斷定，如果這個世界是個大眾情人，那麽我對她的追求絕不會成功，我既不想強xx這個世界，也不想做無聊追求者，因此，我只好與她分道揚鑣，陷入孤獨，然後我會在墓志銘上照實寫道：我與這個世界也許有些相幹，但相幹到何種地步，非常遺憾，也許要到了那邊才能知道。

這也是我在與陳小露分手後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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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陳小露的情感糾葛離我而去之後，理所當然地給空虛留下一個空缺，隨著空缺的增大，空虛感也與日俱增，因此，排解它們簡直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叫我感到欣慰的是，我住在北京。

我說過，北京是個大城市，有很多人，其中不乏與我同樣的經歷者，對於這種人，北京當然有所準備，北京是個經驗豐富的主人，善於對付形形色色的家夥，北京很會看人下萊，這在中國的城市中無疑算是得天獨厚，於是，我坐上出租車，去領取北京的禮物，禮物如此之多，幾乎叫我目不暇接，還未到手便已眼花繚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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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來月的時間，我每晚出動，留連於酒吧、迪廳、飯館等公共場所，勾搭每一個可以到手的姑娘而不問好壞，結果令人十分難過，這在我的日記中有所反應。

日記一：今天我與建成來到一個迪廳，我們在吧台喝了一杯啤酒，然後在人叢中尋找可以與之交談的單身的姑娘，我們沒有找到，只好又喝了一杯啤酒，然後回家睡覺。

日記二：今天，我又出動了，與我的一個朋友老孟同行，老孟是我的大學同學，他有一輛紅色夏利，他有個特點，那就是倒黴，尤其是在與姑娘的關系上，他認識不少姑娘，可惜也只停留在認識上而已，但他不以此為滿足，他要更進一步，他有個外號叫“情聖”，很多外號都是根據本人的反意取的，老孟的情況如何，看看下面便知，他正巧沒有生意可做，閑得發慌，見我苦悶，好心帶我去嗅蜜，我當然非常歡迎，於是，我坐上他的車，被他帶往和平賓館，在那裏，我們看表演，姑娘們飛舞的大腿搞得我心煩意亂，我們都喝了不少酒，終於，老孟找到兩個願意跟我們說話的姑娘，不幸的是，她們在我們替她們結了酒賬之後就溜掉了，當然，酒賬很貴，一句話，我們被騙了。

日記三：我們再次被騙了。原委是這樣的，我們來到一家夜總會，本想看看，卻被領班熱情地領進包間，我們挑了兩個三陪一起喝酒唱歌，老孟唱得很好，兩個姑娘不斷為他鼓掌，我閑在一邊，終於，我們向兩個姑娘提出帶她們出去過夜的要求，她們沒有拒絕，我們談好了價錢，彼此滿意，我和老孟趁姑娘不在意時彼此對視，臉上露出得意地笑容。我們要等到她們深夜兩點下班後才能帶她們一起回家，於是，我們繼續與她們喝酒唱歌，直至她們答應的時間，我們付完小賬，在結包間費時，我們發現，我們要付出三千六百元，我們忍痛付完賬，到外面去等兩個姑娘，不幸的情況出現了，兩個姑娘插上翅膀，不翼而飛，一點信義也不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