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人生中場答卷

我患了晚期癌症之後，社會機構剛開始的時候頒發給我一本百分之百殘疾者證書，幾年後評定我為終身百分之六十殘疾者，無論是百分之百還是百分之六十殘疾，都意味著我可以享受社會救濟和優待，我是不是該心安理得地拿著社會救濟輕松度日呢？我的生命該怎樣前行？

拿社會救濟與向國家交稅

我拿著德國護照，但我永遠也學不會像一些德國人那樣理所當然、心安理得地拿社會救濟。在德國，領社會救濟的人橫一把椅子在勞動局的辦公室裏坐著，憤世嫉俗地指責政府不能創造出更多的工作位置，而且政府應該為國民創造出好的工作位置，清潔工、垃圾工當然是波蘭人、南斯拉夫人幹的職業，勞動局的工作人員必須耐心地聽他們抱怨，小心翼翼地安慰他們。

芭比年輕貌美，她28歲完成了大學學業，剛工作了兩年，30歲的時候，她出了一場車禍，後遺症是雙腿走路時不受控制，雙手神經質般地顫抖不止，因為雙手抖個不停，頭腦的注意力也不可能集中。她父母的朋友是位音樂學院的校長，送了芭比一把手風琴，建議芭比去學學音樂，說練習彈琴的時候，也許能克服雙手的顫抖，還能幫助大腦集中注意力，芭比的醫療保險為她支付學習費用。於是，芭比開始嘗試學習拉手風琴，在她拉了6年以後，她的雙手基本不顫抖了，注意力也能集中了。音樂讓她的氣質更佳，她獲得了愛情，結婚了，她的丈夫是一位儀表堂堂而且收入不錯的銀行主管。如今，12年過去了，芭比幸福地生活著，把家裏料理得溫馨舒適。為了過溫馨高雅的日子，她決定不再工作，而甘願被評為百分之百的殘疾。芭比熱愛藝術，因為她是百分之百的殘疾，她出入美術館看展覽、出入音樂廳聽音樂會都會獲得優惠門票，而她的丈夫作為她這位百分之百等級殘疾者的陪同人員則獲得免票。芭比的手風琴拉得很不錯了，她也完全可以勝任一些工作，但是她不再願意工作了，她願意就這樣一輩子成為幸福的百分之百等級的殘疾者。

每次我在美術館或者音樂廳裏碰到芭比夫婦，我都不知道自己是羨慕他們還是不滿意自己，但是我內心深處也沒有因為自己成功而有驕傲的感覺。

一只腳曾經踏入死亡之門，我更不能接受為了職業和收入去幹自己覺得單調、無聊、不能施展的工作。為了幹自己喜歡的事，必須有創意、堅定，並有一定的運氣，我堅守了自己的文化業務。在做化療的時候，我掛著24小時化療的藥水瓶子跑律師和公證處，注冊了一個小小的文化公司，我沒有拿過一分錢社會救濟，反而為德國社會創造了工作崗位。在高失業率的德國，創造一個工作崗位意味著什麽呢？當我小小的文化公司向德國的勞動局送發一份招聘時，我會馬上獲得勞動局詳細的咨詢，獲得幾十份、甚至上百份的求職申請資料，我想起吉姆找工作時投求職資料的情景……我從自己獲得的那些求職資料中，一遍又一遍地看到了詳盡的學歷、工作經歷描述、證書、質量不錯的文件夾子……可以說，我面對的求職者以及工作中接觸的人都是在德國被定義為“超質量”的人。德國社會發明了“超質量”這個詞，特別定義那些獲得了很高學位，但是得不到社會使用的人，比如博士，某單位確實有一個工作崗位，出於薪水要求等各方面的考慮，只聘用了一位碩士甚至一位本科生，那麽這時，這位失業的博士就可以算作是“超質量”的人。我在德國對那些“超質量”的人失業的精神痛苦感同身受。溫飽之苦與精神之苦，孰重孰輕？

開辦一家公司，提供一個工作崗位意味著什麽呢？我只有一家很小的文化公司，對此我只有相應的很小的體會，但是這種體會很直接。公司有會計、有稅務師，每個季度、每年我都要在一堆報表上簽字，搞清楚各種稅對我來說不是難事，但是每次聽德語的內容我都很頭疼，盡管我的德國會計和稅務師都很友好、很有耐心。我知道，一個公司就是要給國家交各種稅，公司先給國家交稅，剩下的錢才能給老板自己和員工發工資，員工的工資先要被國家扣除了所得稅等之後才能到達員工的手上。

不管怎麽說，即使我患了晚期癌症，即使我成了一位向國家交稅的小老板，自己工作的時間越長、越辛苦，壓力越大，我越能體會到吉姆的愛，我知道自己的博士學位、自己德語博士論文的發表、自己中文專著的出版都是吉姆當年用愛、用他向國家納完稅之後的工資來支持的，而且吉姆從來沒有因此把我當成一個沒有收入就必須做所有家務、伺候丈夫的家庭主婦。他對我的學業給予過尊重，有過自豪與關懷。當然，我因為沒有生活的壓力曾經也做了勤儉持家的妻子，但是時隔多年，我不能停止對自己的審問和批判。其實在吉姆面臨失業壓力的時候，沒有給他足夠的理解和支持的是我自己，原因至少有兩條：一是我自己當時還沒有經歷過工作的辛苦，還不知掙錢的不易；二是我太自大了，沒有足夠的寬容，我覺得自己能力很強，我在骨子裏的最深處沒有接受吉姆，尋思他為什麽連個工作位置都不能輕松保住。我還不想把自己缺少寬容這一點歸於我沒有宗教信仰，不過我去教堂的次數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