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在日本，我們把從大蕭條到二戰末的時期稱為“黑谷”，即黑暗的谷底，很多人的生活就像把腦袋滑進浪底的孩子。通常情況下，我們祇園人總要少受一點罪。整個三十年代，大多數日本人都生活在黑暗的谷底，而我們在祇園仍然能夠曬到一點陽光。我相信我不必說明原因，內閣大臣和海軍軍官的情婦們，總是大筆金錢的受惠者，她們又會把這些金錢給其他人分享。可以說，祇園就像山頂上的一個池塘，各路溪水源源不竭匯流其中。有些地方的水來得更充足些，但整個池塘水面總是在上升。

由於鳥取將軍的關系，我們藝館也是水源充足的地方之一。有幾年，周圍的情況每況愈下，但即使是配給制度實行後很久，我們仍能按時得到食物、茶、日用織品，甚至化妝品和巧克力這樣的奢侈品。我們或許可以關起門來把這些東西留為自用，但祇園不是這樣的地方。媽媽把許多東西送了人，覺得物有所值，這當然不是因為她慷慨大方，而是因為我們都像蜘蛛一樣聚居在同一個網上。大家一次次地來尋求幫助，只要力所能及，我們也很願意幫忙。比方說，1941年秋天，有一次軍警發現，一個女仆攜帶的盒子裏裝有的配給券比應有的多十倍。她的女主人準備把她送到鄉下去，在安排妥當之前，先把她送到我們這裏來避難。當然，祇園的每個藝館都存有配給券，越是好的藝館，越是存得多。把女仆送到我們這裏而不是別處，那是因為鳥取將軍關照過軍警不要來打擾我們。你看，即使在祇園這山頂池塘裏，我們也是遊泳在最溫暖的水中的魚。

黑暗繼續籠罩日本，終於，我們賴以維生的一線光明也熄滅了。那發生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新年前幾周的一個下午，我正在吃早飯——或者說，是當天的第一頓飯，因為我一直忙於打掃藝館迎接新年——一個男人的聲音在門口響起。我想大概是來送東西，就繼續吃我的飯，但是過了一會兒，女仆來對我說，一個軍警要見媽媽。

“一個軍警？”我說，“告訴他媽媽出去了。”

“是啊，我這麽說了，小姐。他又說要找您談談。”

我走到門廳，看到那個軍警正在門道裏脫靴子。大概多數人見到他的手槍仍然別在皮袋裏，就會松口氣，但我說過，我們藝館之前從未發生過這種事。警察通常會比大多數客人更恭敬有禮，以免他的來訪讓我們受驚。但看他猛拽靴子的架勢……嗯，他用這種方式表示，無論我們是否請他，他都要進來的。

我向他鞠躬行禮，但他只看了我一眼，似乎在說等會再和你算賬。他最後扯了扯襪子，壓了壓帽子，走到前廳，說要看看我們的菜園。就這樣子，沒說一句打擾抱歉的話。你知道，那時候在京都，甚至在整個國家，各家花園都改成了菜園，而我們是例外。有鳥取供應足夠的糧食，我們就無需耕種自家的花園，相反，我們還可以繼續欣賞苔蘚、花椰菜和墻角的小楓樹。這是在冬天，我希望軍警看幾眼凍土就得了，以為蔬菜都死了，我們在園林作物間種的是南瓜和甜土豆。我把他帶到院子裏，一言不發。我看著他跪在地上，用手指碰了碰泥土。我想他是在查看土地是否被翻耕過。

我急於說些什麽，腦子裏的念頭就脫口而出，“地上的雪泥可讓您想起海上的泡沫？”他沒有回答，只站起身來問我們種過什麽蔬菜。

“長官，”我說，“非常抱歉，但事實上我們沒機會種什麽蔬菜。現在土地又硬又冷……”

“你們的街坊組織說得一點沒錯！”他說著摘下帽子，從口袋裏拿出一張紙，開始宣布我們藝館的一長串罪名。我都記不全了——囤積棉料、未上繳戰爭所需的金屬和橡膠物品，配給券的不正當使用，等等諸如此類的事情。我們確實犯了這些事，可祇園的每家藝館都犯了。我猜測，我們的罪名無非是比大多數藝館享有更多財產，不但沒有過早倒閉，景況還頗為良好。

幸運的是，正在此時媽媽回來了。她看到有軍警在，似乎毫不驚訝，事實上，她對他的禮數比對我見過的任何一人都周全。她把他請入會客室，奉上我們來路不正的茶水。門關了，但我聽到他們談了許久。後來她出來拿東西時，把我拉到一邊說：“鳥取將軍今天早上被拘留了。你最好趕快把我們的好東西藏起來，否則到了明天就沒有了。”

在養老町的時候，我曾經在春寒料峭的日子去遊泳，然後躺在池塘邊上的石頭上吸收太陽的熱量。如果陽光突然被雲遮擋——這種情況常有——冷空氣就好似一層金屬般貼緊我的皮膚。我聽說將軍倒了黴，站在前廳裏，我就有這種感覺。仿佛太陽消失了，也許永遠消失了，而我卻落得渾身濕透、赤身裸體地站在寒冷的空氣裏。軍警來過後一周之內，我們藝館被抄走了很多其他家庭很久以前就沒有了的東西，比如糧食，衣服等等。我們一直接濟豆葉茶葉，我想她把它們還人情了。但如今她的供應比我們好，她反過來接濟我們了。到了月底，街坊組織開始沒收我們的瓷器和字畫，拿到我們所說的“灰市”上去賣。灰市和黑市不同，黑市是賣燃油、食品、金屬之類，大多屬於配給物資，是禁止交易的；灰市則更清白些，主要是家庭主婦變賣一些貴重物品來換取現金。變賣我們的東西是為了懲罰我們，所以現金都到了別人手中。街坊組織的領導是附近一家藝館的女主人，每次來拿我們的東西都深表歉意。但軍警下的命令，無人敢違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