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七十九章 朕豈能留患於後？

明朝士紳優免這件事，見於《太祖實錄》所載：食祿之家與庶民貴賤有等，趨事執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賢人君子既貴其身，而復役其家，則君子、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自今百司見任官員之家，有田土者輸租稅外，悉免其徭役。

這其中有我們後世人難以理解的一句話：則君子、野人無所分別，非勸士待賢之道。

朱厚照作為地位最高的人，實際上他也收益於這句話，其內涵在於：官與民就是地位不等的。

等級制度是深入人心，也是王朝得以維持穩定必不可缺少的。他本人所有的優渥與奢侈也都來自於對最底層民眾的壓迫。

既然如此，士紳群體就該有其優待之處，這是經濟上的優待換得的政治上的拉攏。

不管聖人經典如何強調‘民為邦本’這件事多麽重要的，事實上正經的統治邏輯其實是要老百姓你就安安穩穩當老百姓。

所以這裏面的根本邏輯就是扭曲和自相矛盾的。

嘴上喊著的是民為貴，實際上歷朝歷代都處處打壓民。

就如同之前不允許百姓攔轎告狀是一個道理。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彭澤講‘不可輕率’就是謀國之言。

這件事要做成是需要相當大的勇氣和智慧的。

當然，人們常以雍正推行了士紳一體納糧納糧從而提高了對他的評價。

但這裏面有幾件事需要明確，第一，士紳一體納糧當差並不是在雍正朝提出的，實際上是順治後期一系列改革的結果。

第二，清朝與明朝不一樣，或者說與歷朝歷代都不一樣。明朝的統治基礎在士紳，清朝則不是，他的根基是八旗貴族。

第三，任何一個歷史事件都有起始、醞釀的過程，它不是孤立的忽然就從雍正的腦袋裏面冒出來了。

江南士紳群體在清朝入關、軍事上徹底失敗以後，仍然試圖保留自己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權益。

尤其順治年間，清朝不斷恢復舊制，弄得這幫地主老爺覺得‘old days’又回來了，所以他們從順治朝開始就和清廷開始了相互試探。

所謂的清初三大案，就是清廷打壓江南士紳的具體表現。

在這幾十年，清廷先是處決了一個叫陳名夏的官員，後續又連帶處決了一千余名官員，就是打碎南方官員在朝堂上的話語權。

在此之前，大量南方官員投降進入清廷，他們與滿人官員的價值觀相左，並且試圖以過去那種方式來影響朝廷，若是能像明朝後期一樣，聲音都是他們的，那就更加美好了。

但事實證明，軍事上的勝利才是政治勝利的根本保證。滿族人在順治年間也壓根不在乎什麽儒家的政治傳統，以及禮教兩字之下隱藏著的讀書人的特權。

後來，清廷禁止各種‘盟社’，就是剝奪了這個群體在民間的政治影響力。隨後又有文字獄，從而瓦解他們在思想層面的影響力。

這些連續不斷的措施，基本上把江南士紳的政治地位完全踩碎，所以我們從未覺得清朝的文人有明朝那樣囂張。

自此以後，他們不再有政治特權，那麽到後面失去經濟特權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所以這關乎一個帝王的勇氣，又超越一個帝王的勇氣。

朱厚照所面對的情形和雍正皇帝完全不同。

他要在乎儒家的政治傳統，他要受禮教的約束，他的基本盤是士紳。

但是他今天之所以又和大臣提出這個問題，在於他手中的軍事力量的財政支持有一半來自於新興起的商業；他手中的政治力量，有相當一部分已經非常認可他所開創的王朝中興。

“朕在鳳陽會說，到了杭州也會說，所以彭澤你先寬心，這件事朕不會魯莽從事。”朱厚照說這件事的時候相當的平靜，且冷靜。

他甚至不要尤址在邊上，而與三位心腹之臣在殿外，湖上的涼亭裏促膝而談。

彭澤則像是明白了什麽，“陛下在淮安府、應天府查處之事，想必也是為了……造勢？”

這麽一說謝遷和荊少奎也都明白過來，看來皇帝已經下了初步的決心了。

“洪武年間，定了太祖成法，以包稅制框定了天下錢糧，新增屯墾之地亦不再起科，陛下若是要改此法，僅是這一點也阻力極大的。”荊少奎補充道。

他說的是歷史史實。

朱元璋當然是個偉大的帝王，但他有一個不好，就是他以靜態的眼光來看待事物，他覺得自己設計好了一切，從此以後就不需要再變了。

就像戶籍制度，你爹是工匠，你以後就當工匠。你是農民、你是軍人，我們朱家是皇室。好，就這樣，從此以後咱們就這麽過日子，都別鬧騰。

因而還有《皇明祖訓》警告子孫的那句話：“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