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七十九章 謀反案（七）（第2/4頁）

文彥博點點頭道：“方才張三的一番解釋，其實已經講明此理。也就是關於稅法的解釋。法家並沒有將稅定義為惡，而是將逃稅、漏稅定義為惡。而張三是將‘稅’定義為惡，此二者亦是天壤之別。法家相對的是人，而法制相對是……”

話說至此，他突然意識到什麽，旋即閉口不言。

一旁聽著劉述忙問道：“文公，是什麽？”

文彥博、富弼他們默契地相視一眼，均是撫須不語。

司馬光就比較耿直，直接道：“是權力。”

劉述面色一驚，但很快就明白夠來。

張斐一直強調，將“惡”束縛，那麽問題來了，此“惡”為何能夠掙脫束縛，根據牛頓定律，背後肯定是有一個力在推動此“惡”去沖破束縛。

官場中是沒有什麽地心引力的，官場中就只有一個力，那就是“權力”。

那麽再回過頭來看，束縛的也就是權力。

呂公著又問道：“二者孰優孰劣？”

“？？？”

幾個當代最聰明的人，不禁也是面面相覷。

文彥博撫須道：“其實二者所追求的結果，可能都是輕徭薄賦，只是采取的手段不一樣。”

他還是認為此與二者的理念有著莫大的關系，在儒家系統中，君主是核心，故此是以規勸君主為主，若不分善惡，又如何去規勸君主，總不能勸君主行小惡，勿施大惡。

在儒家體系中，所有的人和事，都是有對立面的，對錯，善惡，君臣，父子。

故而，苛捐雜稅是為惡，輕徭薄賦是為仁。

法制之法則不同，它的理念是捍衛正當權益，在這個理念下，收稅就是一種惡，收稅絕對有侵犯個人正當權益，但這又是必要的，而法制之法是不需要去分善惡，因為他本身就能將惡給束縛住。

但束縛住的結果，多半還就是輕徭薄賦。

這跟法家之法是極為不同，法家之法並非是強調束縛惡，而是強調逾越者為惡。

在法家之下，稅是可以無限膨脹的，這不是惡，但若你不交稅，這就是惡。

但是在法制之法下，稅本身就是惡，必須得束縛住，不能無限膨脹，必須得小心謹慎。

法家和法制，行為其實是類似的，只是對“惡”的定義不同。

那麽文彥博就認為，孰優孰劣，是見仁見智。

但是富弼卻不這麽認為，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此可分出優劣。”

文彥博的孰優孰劣，其實站在統治階級，也可以說是站在士大夫階層，對於他們而言，這只是兩種不同的處理方式。

但是富弼是站在百姓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

若從百姓的角度來看，會更偏向哪種？

肯定是傾向於定義為“惡”。

輕徭薄賦，百姓也不一定承受得起，當然也是惡。

文彥博又問道：“那富公以為，孰優孰劣？”

富弼先是一愣，旋即皺了下眉頭，搖搖頭道：“這還真不好說呀！”

此孰優孰劣，問得並非是儒法理念之爭，而是指當百姓將稅全部定義為“惡”和將稅區分善惡。

此問，就是從治理的角度來看。

但這是從未有過的概念，富弼也不知道，當百姓認同這個說法，到時是增加治理的難度，還是減輕治理的難度。

到底孰優孰劣，他也不敢妄下評價。

司馬光突然道：“雖說百姓可能會傾向於不可缺少的惡，但我以為這並不利於朝廷治理，若都定義為‘惡’，百姓是難以理解的，可能會認為交稅就是惡行，因為大多數人可能都不懂何謂‘不可缺少的惡’，若分善惡，百姓是能夠更好的理解，同時也能體現君主的仁政。”

劉述點點頭道：“君實所言甚至有理，可如今此話已經傳出去，我們又該如何避免？”

司馬光卻也不知如何回答。

呂公著突然道：“這個問題，一日兩日是討論不明白的，我們還是先找個地方坐下，邊吃邊談。”

……

這也可以看出王安石和司馬光在思想方面的不同，王安石是非常支持不可缺少的惡。

因為在王安石看來，在收稅方面強調仁政，那就是偽君子的行為，上面天天仁政，下面天天叫苦，就不如承認這是惡，不管是增稅，還是減稅，都有道理可依。

如今就是只有減稅有道理可依，增稅就找不到道理，但國家有些時候，是必須要增稅的。

而司馬光還是更偏向於傳統。

然而，他們這些學問大家，都未有討論出一個結果來，可見這個話題是真的具有爭議。

整個中午，都沒有人再關注什麽謀反案，大街小巷，全都在議論這不可缺少的惡。

說到底，謀反案多數人也就只是看個熱鬧，幹他們屁事，但稅收跟每個人都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