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九章 戶部侍郎有所不如（第2/2頁）

張國維今天還是第一次正式聽說厘金的建議，對細節也不是很了解。當下就謙虛地讓沈樹人詳細解釋一下。

沈樹人當然也不會藏私，趁機全面分析了一波，內容無需再贅述。

張國維老成持重，大致聽完後，不住地以手捋髯，思索許久，忽然問了個看似不著邊際、大而化之的問題：

“賢侄，你以為，我大明以田賦立國，不重商稅，這個基調可曾有錯？”

這個問題很敏感，如果早幾代人是不敢問的。不過如今都崇禎朝了，還是崇禎十四年。明朝士大夫對祖宗之法的僵硬呆板壞處，也反思得差不多了。

此刻旁邊只有幾個女人，也不會搬弄是非，評論一下也無妨，就算被錦衣衛聽到其實也沒事。

沈樹人想了想，很有擔當地說：

“小侄雖然才疏學淺，卻也略讀史書。愚以為，一部十九史，每朝每代，在吸取前朝滅亡的教訓時，都會矯枉過正，寧枉勿縱，往往出於恐懼而不加詳細分析。

我大明重農抑商，反對商稅繁冗，自有太祖皇帝吸取蒙元重商而亡的教訓。但殊不知蒙元盤剝之重，主要是因為他們隳突中原名城、拆除城墻，變良田為草場，重商毀農，才至於此。

如果商農並重，且以商稅維持朝廷相當開支，如前宋之世，百姓生計自能儼然。有宋三百二十年，可曾有流賊能成如今燎原之勢？宋之亡，終究亡於外敵，而對百姓始終能控制，最後崖山能有十余萬人赴義，不亦可嘆。

我大明本該吸取宋人武德不昌之教訓，模仿宋人治民理財之善政。卻因為蒙元也重商、太祖又不讀書，最後矯枉過正，唉。”

張國維也是跟籌款工作和戶部打了多年交道，沈樹人這番剖析有多少含金量，他還是聽得出來的。

不過作為接受儒家傳統教育的文人，他對沈樹人話中偶爾表現出來的桑弘羊王安石傾向，還是略微有些警覺——

這已經不只是“張居正傾向”了，如果僅僅是支持張居正，在如今這世道也還好說。可張居正的一條鞭法，也沒桑弘羊王安石那麽重商。

張國維反復撚著胡子，目光忽然變得有些冷厲，拿出反對重商主義者最持重的態度，認真問道：

“看來，賢侄覺得，前宋之法，如果不遇到外敵，是可以實現讓百姓長治久安、不會改朝換代的了？可是商人重利，一味放縱，只會導致利滾利，富者愈富，貧者無立錐之地。

那些亡於土地兼並的歷朝歷代教訓，還不夠深刻麽？以宋之能，縱然理財過於本朝，也未必能得長久。”

沈樹人笑了：“我沒說宋一定能做到‘沒有外敵就不會滅亡’，但是至少能比重農抑商的王朝反而緩解土地兼並的速度。

土地兼並，只是貧富分化的結果，不是重商的結果。天下錢財都是逐利的，有余錢就想錢生錢，自古皆然。如果抑了商，錢生錢的欲望只會全部堆積到土地上，所有錢都用來炒作田畝，窮人遇到災害就更容易失地了。

如果不抑商，如果允許錢往那些比囤積農田賺頭更大的地方投，敢於冒險的人自然會被沖昏頭腦，一擁而上。

田產之利雖低，但持有田產者，只要能有功名、投獻免稅，那拿田就是無本生意，只進不出，永遠不會虧本。利潤再低，也架不住數百年的‘復利’，最後貧富差距只會更大。

而天下別的生意，縱然利益再高，風險卻比買田高得多，有賺也有賠，經商還不能靠功名投獻免稅，賺的時候交了高稅，賠的時候朝廷也不會退稅，長此以往，反而貧富分化沒那麽快。

不知世伯有沒有看過宋人的筆記，前宋時開封房價動輒數千貫數萬貫，都不用是什麽豪宅，只是簡單的一兩進小院，這價錢比如今京城的房舍貴了何止十倍？

但是，前宋開封那些奢靡之物、商鋪房舍再貴，卻坑不到普通貧民，貧民只要不想去開封，願意在老家安貧樂道，還是活得下去的。

重商，收高商稅最大的好處，便是把天下的冒險家聚攏到一起，誘之以巨利，讓他們自相圖害，能者上、庸者返貧，免得他們連種地的幾成小利都不放過，那才叫真正的與民爭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