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88章 典刑在德，不唯輕重（第3/3頁）

所以律令設置的根本，首先是要確立一個道德的是非觀，然後才是執行力。

按照這樣一個標準，聖人所秉持放寬量刑的提議，看似提高了律令的執行力，但實際上是突破了社會道德的底線：律令不再是是非的界定，而是你雖然錯了，但卻有可磋商的空間。不僅僅是執法尺度的更改，更是對善惡道德的一種退步要求。

聽完姚元崇的解讀後，李潼也意識到自己的想法有誤。起碼當下這個時代，國家之所立法，首先還是要秉承道德的堅持、界定善惡與是非，而非盲目追求徹底的有法必行的法制。

《唐律》關乎道德操守的底線，雖然許多規令施行的力度未必多高，但除了律令之外，朝廷還會有格、式等時效性與執行性頗高的規令補充。

比如李潼跟宰相們擬定出來的《追贓格》，就是專行於開元五年，針對這一系列貪贓案事的規令。

《唐律》中有六贓的條令，這當中罪行最高、量刑最終的便是受財枉法。按例來說，官員們貪贓夠不上這樣的罪名，僅僅只是受所監臨與坐贓。

這兩項罪狀算是輕的，僅僅止於徒、流之刑，像坐贓致罪僅止於徒三年，哪怕貪贓數額再高，定刑也不再增加。

但李潼卻並不打算這麽輕易放過這一批贓官，所以在《追贓格》中擬定了幾條標準，以斷贓官是否有傷國用而加枉法刑。一旦罪定受財枉法，那就是十五匹即絞。

拋開財司在勾檢中所暴露出來的問題，接下來朝會便到達了群臣最期待的歲賜份額的公布。

今年上半年因為聖人出征青海的緣故，幾乎掏空府庫，內外財政都是捉襟見肘。可是到了下半年，由於對外擴張所帶來的商貿井噴，朝廷也因此大收利好、府庫充盈。

有懲則必有獎，聖人都算計著要在外苑搞一個高端生活社群了，當然也要對內外盡責盡勞的群臣們大加酬賞，所以今年歲賜的賞格也是擬定的前所未有的高，足以令群臣笑逐顏開，舒舒服服的過上一個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