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988章 典刑在德，不唯輕重（第2/3頁）

當然，貪贓枉法的現象也是切實存在的。今次勾檢所涉錢項達數億緡之巨，在與凡所入庫的錢款對比之後，出現了高達千數萬緡的賬目與庫藏的差距。

這當中雖有未及入庫錢事現象存在，但即便刨除了這一部分，仍有多達五百多萬緡的錢款是對不上的。毫無疑問，這一部分錢財就是在諸司行政過程中遭到了截留與貪墨。

五百萬緡的虧空與數億緡的錢款總量相比起來，比例的確是不算大。

可是，拋開總量不談，誰也不能說五百萬緡是一筆小數。若以時價折算糧帛，這一筆巨款甚至都遠遠超過了內外凡所在品官員的一年祿米總量！

這一筆款項所涉及的貪墨現象，是一定要嚴查到底、絕不姑息的！

雖然說眼下朝廷財政收入激增，可若仍然任由那些貪汙枉法的官員們藏匿在官員體系中，他們的賊膽將會成倍放大，甚至極有可能會從個體的貪汙行為擴大到團夥作案，所貪汙的錢款也必然會呈指數性暴增。

今年還只是五百萬緡的貪汙數額，明年就有可能上千萬！若繼續放任，不需十年，這一場世博會舉辦下來、算算賬可能還是凈虧！

相關的案事刑斷，昨日聖人已經同宰相們商討許久，並擬定出一個刑部、禦史台、大理寺三司聯合執法的《開元五年追贓格》，由門下省領銜督辦，哪怕用上接下來一整年的時間，也要將這憑空消失的五百萬緡贓款盡數追討回來，涉案必懲！

至於涉案人員的追懲，仍循《唐律疏議》中職制、雜律並監主受財枉法等律令的規定標準。

原本按照李潼的想法，是覺得《唐律疏議》中規令太過嚴格，譬如《職制》中受財枉法得絹十五匹便當絞，坐贓致罪，十匹便徒刑一年。

《唐律疏議》是永徽年間的舊法，按照當下的時價，一匹絹不過三到五百錢之間，這就是涉案金額不足十緡便要或死或徒。

這樣的懲罰力度，無疑是極為嚴格的。李潼倒不是覺得對貪官的懲罰太狠，而是覺得按照這樣嚴格的標準，依照開元當世商品經濟的發展水平，太過嚴格的律令執行起來效果可能會大打折扣。

律令的意義不在於懲罰，而在於震懾。這麽低的標準，實際察發起來實際是非常困難的，律令中已經是當死的罪行，但在現實的情境中卻會頻繁發生。

刑司即便再怎麽公正嚴明，也不可能盯緊所有官員這種日常生活中的小額進項。當罪但卻無刑，長此以往，人的警惕自守便會越來越松弛。

真正到了察發大贓的時候，十緡當死又或百緡當死，實際的區別已經不大。雖然都是一個死，但在小惡作大的過程中，律令已經喪失了本該具有的威懾性。

立法需要嚴格，執法卻要謹慎。想要保證律令的威懾性，就要做到不枉不縱。

李潼作為一個現代人，是從立法與執法之間的執行矛盾思考這個問題，覺得執法標準要切合經濟發展的水平。

若立法的懲罰標準遠遠低於現實的經濟價值標準，法律就會處於長期的無從執行的狀態，從而造成司法的惰性，也會造成冤假錯漏的現象發生。

可是當他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的時候，宰相姚元崇卻以古代人的思路提出了另一個解釋：“前人之所立法督官，所重不在乎輕重，而在乎有無。受絹十五匹當絞，所懲非此絹數，而是因其所受非分！冠纓之士，恒有國祿飼養，若衣食不循法度納之，則君恩何所顯現？國以祿米饗賜，豈可與庶人共貨沽力用之！”

姚元崇這一番話算是道破了中古立法的一個本質，那就是雖然看起來律令嚴格、尺度有定，但本質上仍然是德治。

律令之所頒設，所規定的並不是你罪行的輕重，而是你究竟有沒有犯罪！只要你犯了這一項罪，那就可以據此否定你這個人！

聽到姚元崇這麽說，李潼才終於理解了在他看來《唐律》中有些不合理的地方。

唐律在治民罪當中不失寬宏，政治清明的時候，甚至大理寺一年判決民罪死刑都寥寥可數。

但是在治官罪中，唐律則嚴格有加，不乏一些吹毛求疵、嚴酷至極的條令。如此截然相反的兩種態度，簡直不像是一部封建法典。

《唐律》本質上仍然是一部封建法典，其立法主旨仍然是以德治國，而非依法治國。但面對不同群體的差異性所體現出來的進步的人文精神，仍然是不容抹殺的。

明白了這些，再看《唐律疏議》中那些規令的差異，心中自有了然。小民與官吏身份地位本不相等，那其道德要求自然也不相同。

小民日常所關，不過家室四鄰，或有行差踏錯，律令亦不輕奪性命，給其悔過償錯的機會。可若官員德行有暇，上負於君，下負於民，必須要從嚴懲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