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9章 兩道詔書，一個消息

一百多份奏章中，其中揚州牧李揚的奏章，引起了李洛的格外留意。

“臣揚州牧李揚，恭賀吾皇文成武運大仁至聖皇帝陛下：……近日查，官署有人以雀牌戲娛，此乃北國陋習。臣已經下令禁絕苗頭，收繳牌具……唯恐他處亦有苗頭，伏請陛下下旨禁絕……”

這是一份祝賀加奏事的奏章。李洛看完這份奏章，苦笑著遞給崔秀寧，“我這是自食惡果啊。”

崔秀寧看完說道：“還是個苗頭，現在嚴禁還來得及。麻將這東西的確容易上癮，對官場風氣危害很大。就以瀆職罪來定義打麻將的官員。民間嘛，就賭博罪。”

麻將，是李洛“發明”後送給高麗王後，高麗王後又送給忽必烈，從而風靡宮廷，流行大都，進而流傳天下。元廷官場幾年前就沉湎麻將，打牌成風。

早在李洛當福建平章的時候，福建官場已經流行打麻將了。而北方風氣更加嚴重，竟然發展到“竟日以麻將為戲”的地步，就是寺廟裏，搓麻將的聲音也蓋過了誦經聲。

可以說，元廷從中央到地方，各級衙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打麻將”。

麻將不但讓元廷官場更加腐敗，還極大的降低了元廷各級官衙的行政效率，甚至影響到軍中將領。

情報顯示，越來越多的元軍將領，在軍營中終日打麻將，無暇打理軍務。

可現在，這股風氣竟然影響到新生的大唐。

這是李洛絕對不允許的。

幸好，目前只是個苗頭，完全刹得住。

崔秀寧道：“一方面我們要刹住這股風氣，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推廣幾種國家體育活動，大家也要有娛樂的。”

李洛覺得很有道理，兩人商量之後，捯飭出幾種“國戲”。

很快，一道語氣嚴厲的聖旨就頒發下來：

“朕聞麻將牌者，乃鬼神之戲也，最是禍心敗德，蠱惑心智，令人荒於嬉懶於事。蒙元因此政治大敗，高麗因此亡不旋踵……”

“大唐以道治天下，官員以清明許民，以勤謹治政，此乃德也，官之道也。而民以勤勞治業，簡肅治家，此亦德也，民之道也……麻將所害者大，為禍者烈，乃一體禁絕。”

“聖旨到後，官員再敢有戲者，以瀆職失德論處，非但官爵褫奪，縱唐民身份是否可保，當在兩可之間亦。”

“而民間敢有戲者，以賭博失德論處，罰苦役五年，而唐民身份是否可保，亦在兩可之間亦。”

聖旨之嚴厲，簡直到了苛刻的地步。

官員敢打麻將的，官爵全部褫奪不算，可能還要剝奪唐民身份，降籍為二等三等或者奴隸。

百姓敢打麻將的，不但苦役五年，也可能剝奪唐民身份，降籍！

但問題是，處罰再嚴厲，你不觸犯也就一點事沒有。

皇帝這道《禁雀牌令》後世非常有名，因為在嚴格禁絕麻將的同時，還下了一道《光大體道令》，推廣四種國戲。

一是馬球之戲。皇帝一方面禁絕麻將，一方面鼓勵衙門，軍中，民間推廣馬球之戲，並讓禮部恢復制定馬球的規則，以為定制。

二是蹴鞠之戲。皇帝讓禮部恢復蹴鞠之戲，改良規則。

三是改革大象棋（古代象棋），推廣禦制唐棋（象棋）和圍棋，普及雙棋。

但其實唐棋（象棋）比圍棋更好推廣普及，因為圍棋對弈一次耗時太久，而且復雜，不利於大眾化娛樂。

李洛推廣馬球，蹴鞠和唐棋（象棋），當然是增加國民的娛樂，引導正確的娛樂方向。

這些遊戲，不但具備很高的對抗性，而且是兩方對抗性遊戲，最有利於培養競技對抗精神。

尤其是馬球和蹴鞠，對於國民精神有很大好處。

而麻將，撲克這樣的多方對抗性遊戲卻弊大於利。這種多方性對抗的遊戲，一般都是賭博，靠的的運氣和算計。

打牌者相互揣摩，勾心鬥角，相互堤防。這樣的遊戲趣味性很強，極易上癮，而且很容易培養人的劣根性。

李洛給禮部的指示，規定和改良了馬球的規則，從一人一隊，到最多十五人一隊，都可對抗。場地也分成多個等級。

不過李洛特別規定，以五人一隊和七人一隊為大型賽事標準，細分為前鋒，中鋒，後衛等崗。

標準球場以二十畝大小為準。令各地鄉村，以荒地修建球場。各郡縣城郊，也以荒地修建球場。

軍中，以校場為球場。

蹴鞠的球體也做了改良。李洛令工部以海魚膘改良足球，增加強度和彈性。並將工部的專利開放，允許民間商社制造。

標準賽事以九人為一隊。民間小型賽事以五人，七人為一隊。增加了守門員，規範了守門員的職責。

從城池到鄉村，從軍中到學堂，都要有蹴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