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兇器

接到報警電話之後，我和昆比便立即趕到了案發現場。

死者名叫杜瓦特，是一位聲名顯赫的人類學家，在對早期哥倫比亞人的研究方面，他是絕對的權威，許多知名大學都邀請他去講學。

兇案就發生在杜瓦特的書房裏。這是一間非常寬敞、明亮的書房，在四面的墻壁上擺著高大的書架，上面擺滿了牛皮封面的古籍。在書房裏，還擺放著許多古老的墨西哥和中美洲的藝術品——鋒利的青銅斧、帶有銀飾的匕首、中美洲土著戰士用的長矛和弓弩……任何一件都是可置人於死地的兇器。但讓我大跌眼鏡的是，殺死杜瓦特的兇器既不是斧頭、長矛，也不是匕首、弓弩，而是一個死人頭骨。我當警察二十多年來，還是第一次見到如此詭異的兇器。

那個死人頭骨就放在杜瓦特屍體的旁邊，兇手就是用這個東西給了他致命的一擊。由於受到猛烈的撞擊，那個死人頭骨已經四分五裂，上面還沾著不少被害人的鮮血和頭發，看來兇手這一記重擊使出的力氣不小。

昆比看到這一幕也備感驚訝，他說：“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我決不會相信。”

“是啊，難以置信！”

我們勘察完書房，又來到客廳。

杜瓦特的助手克勞德正坐在沙發上，在他的衣襟和雙手上，都沾滿了血跡。剛才的報警電話就是他打的，在電話裏，他自稱是殺死杜瓦特的兇手，可是我們看到他一副膽怯、懦弱的樣子，很難將他和殺人兇手聯系起來。

“克勞德，這究竟是怎麽回事？”我嚴厲地問道。

“我也不知道我究竟做了些什麽，”他有氣無力地說，“當時，他把我激怒了，我的腦子裏頓時一片空白，在狂怒之下，我順手抄起了那個東西砸向他……我根本沒想到要用那個東西……”

他停頓了片刻，接著又說：“我殺死杜瓦特之後，曾經想偽造現場，讓別人誤以為是闖進來的竊賊幹的，可是我不善於撒謊，再說我也懶得那麽做……我現在太累了，只想好好地休息一下。”

“克勞德，你是杜瓦特的助手，你們合作了許多年，你為什麽要殺他呢？”我冷靜地問。

克勞德搖了搖頭，非常疲倦地閉上了眼睛，似乎他根本就不願意吐露實情。

“這東西是哪兒來的？”我看著地上已經破碎了的死人頭骨，好奇地問。

“哦，它一直放在杜瓦特的書桌上，這是他非常喜歡的一件擺設。”克勞德閉著眼睛，虛弱地說。

“擺設？”昆比不禁有些奇怪，“杜瓦特居然把死人頭骨放在書桌上當擺設？”

“是的，每一位來訪者看到這個頭骨後都會有不同的反應，或驚奇、或恐懼，杜瓦特則認為這個頭骨有一種恐怖的幽默感，它能時刻提醒人們——人終究逃脫不了死亡。”

接下來，我們從克勞德的話中逐漸了解到：他為杜瓦特做助手已經八年了。在這期間，他幫助杜瓦特整理過許多研究資料，包括起草論文、寫信等，還多次陪他去墨西哥以及中美洲的叢林裏進行考察。六年前，杜瓦特的太太因為婚姻危機離家出走了，此後，杜瓦特就一個人住在這幢大房子裏。後來，他也搬了過來，一直到現在。

“你殺死杜瓦特是否經過了預謀呢？”我問克勞德。

“不，完全沒有預謀，”克勞德回答說，“我們曾經合作得很愉快，甚至還一起到危機四伏的叢林中出生入死。”

“那究竟是什麽事讓你突然動了殺機？”我問。

克勞德緊緊地閉上雙眼，仿佛陷入痛苦的回憶中。最後，他睜開眼睛，緩緩地說：“只是因為一個小小的矛盾。”

在我和昆比的耐心勸說下，克勞德終於開口向我們敘說了事情的經過：“昨天下午，另一位著名的人類學家給我寫來一封信，邀請我去為他工作，薪水比杜瓦特給的要多，我經過一番深思熟慮，決定去那兒工作。當我開口向杜瓦特提出辭職時，他卻一口回絕了，甚至還威脅我說，如果我執意要走，他將采取對我不利的手段。”

“杜瓦特為什麽要極力阻止你的離開呢？”我問道。

“因為在與杜瓦特合作期間，我知道他的許多事，尤其是其中的一個秘密。”克勞德說，“他一定是擔心我離開之後，會把這個秘密泄露出去。”

“哦？那是個什麽秘密？可以告訴我們嗎？”

“唉，這個秘密與杜瓦特太太之死有關。”克勞德嘆息著，“那還要追溯到六年前，當時，杜瓦特太太和她的情人死在位於波利湖畔的一棟別墅中。”

“什麽？你剛才不是說杜瓦特太太六年前就離家出走了嗎？”我驚異地問。

“哦？我說過這樣的話嗎？”克勞德擡頭看著我們，隨後又點了點頭，“噢，是的，我剛才應該是這麽說的。六年來，我一直幫杜瓦特維持這個謊言，對外宣稱杜瓦特太太是不辭而別。可事實上，杜瓦特太太在六年前就已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