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凜冬之棺》古典密室推理的捍衛者

時晨

“既然密室題材所受詬病最多，被讀者公推為可信度最低，我們就以此為例，來一場全面剖析。”

——約翰·迪克森·卡爾《三口棺材》

新達爾文主義的科學家斯蒂芬·傑·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曾經就進化論提出過一套“醉漢回家理論”。這套理論指出，物種只會越進化越復雜，而不會越進化越簡單。打個比方，一個醉漢行走在一條小路上，一邊是墻，一邊是水溝，假設這條路很曲折，那麽醉漢終將在某個時間點掉入水溝中。因為即使撞到墻，也會被反彈，絕對不會穿墻而過，所以從概率上講，醉漢最終必會掉進水溝裏。所以物種在進化的過程中，只能朝水溝方向踉踉蹌蹌地前行，生命形式便會進化到無限復雜，水溝指的就是復雜生物，而那堵墻指的就是最簡單的生命形式——單細胞生物。

那麽，我們應該可以下這樣一個結論——當物種進化到極簡狀態，便無法繼續進化，原因則是撞上“演化的右墻”。

台灣著名的文學評論家唐諾曾下斷言，密室推理小說已然撞上了右墻，到達了不可逾越的極限，而徘徊在這演化右墻跟前的，便是大名鼎鼎的美國推理作家約翰·迪克森·卡爾。這種論調似乎並非唐諾先生首創。資深推理迷應該會有切身體會，即便是卡爾這般的高手，晚近的幾部密室殺人為主題的推理小說，其核心詭計也開始重復自我。這樣看來，密室詭計到了右墻似乎就能夠說得通了，是嗎？

當然不是。

誠然，黃金時代之後的歐洲文壇，幾乎已無傳統英式推理的繼承者（法國的保羅·霍爾特是個例外），但放眼世界，日本自一九八七年新本格運動以來，出現了一批如二階堂黎人、森博嗣、加賀美雅之、貴志佑介等對古典密室題材推理創作充滿熱忱的推理作家，繼而貢獻出了不同於先輩的，更具時代性和獨創性的密室殺人詭計！

是的，新時代會帶來新的技術，而新的技術則能給“殺人詭計”帶來更多可能。君不見森博嗣的《全部成為F》的核心詭計，若無攝像技術，則難以告竣。而這一門技術，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幾乎是天方夜譚！古人不見今時月，就算卡爾腦洞再大，也無法想象用現今的網絡技術遙控操作，來完成一起完全謀殺。所以，新的技術帶來新的“密室革命”，而推理作家孫沁文這本《凜冬之棺》正是新時代“密室革命”中，試圖用新概念、新手法創作出的一部佳作。

專攻密室的推理作家

在浩瀚如煙的不可能犯罪題材的書目中，密室殺人永遠占據著最重要的位置。可以說，在推理小說裏，密室殺人是最純粹的智力挑戰，也是最華麗的謀殺方式。試想在一間門窗反鎖的屋子內，被害人橫屍屋中，兇手人間蒸發，這是何等的想象力？如此有魅力的謎題，怎能不吸引古往今來的挑戰者們前赴後繼？更何況世界上第一部推理小說《莫格街兇殺案》（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就是傳統意義上的密室殺人案，足以證明這類題材的魅力。

提到密室殺人，那我們就不能不提到另一位偉大的推理作家約翰·迪克森·卡爾。與其他推理作家不同，卡爾似乎只對密室殺人這一類題材的推理小說感興趣，並終其一生，主要都在創作以密室殺人為主題的小說，數量驚人。如此專情於密室，且不斷創作出令人眼前一亮的密室詭計，讓卡爾博得了黃金時代“密室之王”的美譽，也令他與阿加莎·克裏斯蒂、埃勒裏·奎因並稱為歐美偵探小說“三巨頭”。

如同食蟻獸和犰狳等單食性動物一般，像卡爾那樣只挑戰密室殺人這類創作題材的作家，日本推理界也有不少。比如被讀者戲稱為“日本卡爾”的二階堂黎人，以及“最接近卡爾的作家”加賀美雅之等。他們的作品背景通常發生在中世紀色彩濃重的城堡或修道院，輔以哥特式的恐怖傳說、詛咒。這些元素和卡爾的創作風格極其相近。

而在中國，本書的作者孫沁文似乎也是這麽一類“單食性”推理作家。自二○○八年出道以來，孫沁文以“雞丁”和“馮亮”為筆名，分別在《歲月推理》《推理世界》和《最推理》等國內知名推理雜志上發表了數十篇推理小說，被譽為中國推理的“密室之王”。因為幾乎所有作品都是“密室殺人”題材，所以很多讀者認為這樣的創作未免重復自我，不夠具有創新性。這種對於密室題材的偏見俯首皆是，不值一哂。舉個例子，同樣是一塊羊肉，作為一種食材，烹飪的方式便有上百種，密室推理亦然。無論是奇特的謎面，還是天馬行空的解答，孫沁文在密室推理的嘗試可謂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在他筆下，大到雪地沙灘，小到櫥櫃棺材，都可以是密室殺人的案發現場！這種窮極密室殺人的一切形式和方式的努力，不啻讓我們見識到了密室題材在表現形式上的廣度，還在最後解答中探尋了密室題材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