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2/3頁）

對於這個難題，房家父母表現出超人的智慧。在他們的主持下，已成家者的床之間用布簾相隔，尚未成年者便與飯桌、竹椅輪班。待全家都吃完飯、桌椅全部收起後，他們的被褥才從各處搬出，放在臨時搭起的“床”上。

可就在這窄小的幾乎沒有任何隱私的小空間內，阿哥阿嫂的女兒竟然神不知鬼不覺地在眾人眼皮底下孕育並誕生。這讓已經成年的房鶯每每回想起來，總有一種不潔之感。

這不潔之感不僅僅來自於一張沒有隱私可言的床，還來自於人類最原始的需求——吃喝拉撒中的如廁問題。

房超英家中也有馬桶，但是父母明確規定，這馬桶只能給行動日漸不便的爺爺奶奶專用，凡是可以獨立行走的孩子，小便可以，大便都必須與大人一樣，到小區活動中心的公共廁所排隊解決。

房家所處區域，與她家格局一樣的家庭有近百個。需要到公共廁所解決問題的有數百人，而社區文化中心的公共廁所每天早晨五點才開門接客。

清晨內急，想及時解決問題，除了隨地方便之外，方法只有一個：早起排隊，排在隊前端。

那真是一個令人難堪的奇觀。在被稱為遠東第一大港的上海、在以精致、洋氣、文明而聞名於內地的大上海，在黃浦江東岸一片灰舊的棚戶區內，每天天還沒亮，便有一群身著睡衣、臉上帶著睡意的男男女女守候在小區活動中心廁所的門外，焦急地等候廁所開門。

1990年，中共中央下達開發開放上海浦東的政令之前，這與浦西只有一江之隔的土地，沉默地生活著許多與房家處境相同的居民。在相同的外部環境下，這些居民又根據各家男女主人的出生地再次分出層次。

房家，便處於精神層次的最底層。盡管生在浦東、長在浦東，但在房超英幼小的心中，並未認可自己上海人的身份。每每與鄰居小囡吵架，對方怒極時，也常以“江北人”稱之。

老輩上海人對蘇北人的輕視，豈止在言語中，簡直滲透到骨頭縫裏。

房家來自蘇北一個小鄉村。在房超英出生前，父親與其他鄉鄰一樣，因貧窮告別家鄉，乘一葉細長小舟，載著全家老小和所有家當，一路沿蘇州河搖漿而上，尋找可以生存的地方。來到黃浦江東岸這片尚未開發的土地，不知是誰先停下了前行的腳步，下船搭建出第一間棚戶，然後，陸續有其他懷著相同目的到達此地的船民們也紛紛停船不前，踩路築屋，漸漸地在白蓮涇一帶形成一個獨特的居民群落。

一代代人出生，一次次搬離。漸漸地，留在這裏駐守的，都是無力離開或者固守家園不願離開的人。

房超英父母都是老實人，父親生前是碼頭搬運工，母親則在一戶戶不斷因時代而更新換代的各類新貴家中幫傭，一直工作到六十五歲行動不便才回到家裏。

十二年前，房超英薄有積蓄後，曾給了母親一筆不小的錢款，想讓母親到浦西買套房子，過過真正上海人的生活。但老太太一直以住不慣新村為由推脫。

寄托了房家長輩“福至運達”厚望的長子房運達一輩子都在窮困線附近兜圈，倒是在老母親去世後盼來了“好運”。十年前老太太去世，臨死前，她將這筆錢和房產平均分給生活條件比較困難的大兒子和大女兒。

本想憑母親的遺產過幾天好日子，但是，得知母親去世的消息，已經嫁給日本人並移民的四妹房趕美專程回國，要求哥哥姐姐將父母的房屋和遺產全部拿出來，四個人平均分配。在已經富裕的房鶯表示願意放棄遺產分配後，大哥房運達、大姐房躍進、小妹房趕美三人，連同三人各自的配偶、子女，還有子女的配偶和子女，十幾口人擠在搖搖欲墜的老房子裏天天吵、摔、砸。

吵鬧了一個月後，見哥姐始終不肯拿出母親的財產重新分配，日籍華人房趕美憤然雇請律師，將房運達和房躍進告上法庭。

對於手足間的官司，從頭到尾，房鶯都脫身事外，不置一詞。在女法官判決前對涉案當事人進行例行調解時，也淡淡表示，自己只是來看看判決結果，沒能力幫助法官調解幾人的矛盾，更無法調和幾人因財產而破裂的親情。心底的話，房鶯哽在喉嚨口沒有說出來：各自生活近三十年，四人之間的親情早已因為鮮於聯絡而淡漠，除了同用一個姓氏，在手足臉上，她看不到一點讓她產生溫暖回憶的東西，有的只是疏遠他隔離。

對於出生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人而言，家有幾個小孩算是常態。家境富裕者，尚可感受到手足友愛，寒貧家庭資源有限，想要長大，想要長好，只能想盡辦法從手足那裏去爭。

房超英記得，有段時間，母親收工回家前，哥哥都會主動跑到巷口去迎接母親。當時仍然健在的奶奶常常誇獎大孫懂得心疼姆媽，但剛剛四歲的房超英感覺並不那一回事。因為每天母親和哥哥一起回家後，兩人都是一臉壓抑的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