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35

我們唱歌。麥克和我唱了《午夜逃亡》和所有三角洲藍調的經典老歌，同時在愈來愈深的黑夜中往南疾馳。我沿著之前只走過一次的道路，生怕自己會重蹈在崖頂犯錯的覆轍，漏掉一個轉彎或走錯一條岔路，最後害他送命。

我們唱歌是為了防止麥克失去意識，我們唱歌是要嘲弄坐在車上看不見的死神，我們唱歌是為了表明我們還活著，而且我們熱愛生命，車上的任何人都別想輕易奪走這條命。然後開始下雨了。

我們一路往南開，迅速深入一個愈來愈偏僻的地帶，四下只有小農場零星的燈光，標示出土地的盡頭和海洋的起始。最後我終於看到我要找的那個高速公路出口，趕忙轉下去，然後經過一段漫長的下坡，朝一個孤立的漁村駛去。我們繞過一個岬角的頂點時，雨勢正大，同時看到海岸上一叢聚集的燈光。我來到這個村子，找到一條狹窄的街道，看起來很熟悉。

麥克陷入半昏迷狀態，我的外套已經被他的鮮血濕透。我一手開車，不斷試著要他保持清醒，千萬別放棄。

我好希望自己沒有開錯路，同時彎過一個轉角，看到一個公共噴水池環繞著枯萎的花朵，還有個舊水桶綁在繩子上，這才確定自己快到了。我停在黑暗中，從鑰匙圈上找到迷你手電筒，照向那棟屋子的前柵門—我可不想扛著一個生命垂危的人去敲錯門。

手電筒的光束照出柵門上一個黃銅名牌。黯淡又褪色，用英語寫了屋主的姓名，還有他悉尼大學的外科醫學學位—在這種偏僻的漁村執業，對素負盛名的悉尼大學大概並不是個太好的宣傳。

我打開乘客座的門，把麥克扛到肩膀上，踢開了柵門，走向那棟破舊小屋的前門。還沒走到，門就打開了，原來是醫生聽到屋外有車子停下，於是出來察看。他站在門內往外瞧，那張臉皺得像是沒有鋪的床，寬松的短褲之下露出細長的雙腿，T恤褪色嚴重，上頭印的脫衣酒吧大概幾年前就掉了。他年紀四十出頭，但因為喜歡喝酒，如果能活到五十歲都算是奇跡了。我不曉得他的真實姓名是什麽，但因為柵門上的那塊名牌，這一帶的土耳其人都說他是悉尼醫生，他似乎也完全接受。

我是在一個星期前認識他的，當時指揮官安排好之後，就派我前去探路。我跟他說我是個導遊，要帶一團美國人來這一帶遊玩，怕萬一可能有緊急狀況，需要他的協助。我想他一個字都不信，但根據各方說法，他不太喜歡土耳其當局，而且我們預付的一大筆現金也促使他不要問任何問題。

“你好，雅各布先生，”他說。雅各布是我當時在土耳其所使用的姓。他看著我扛在肩上的麥克，以及綁在麥克腰部那件被鮮血濕透的外套。“你們的旅遊行程一定很辛苦，提醒我可別去玩。”以我的經驗，大部分澳大利亞人都不會輕易被嚇倒，這一點讓我慶幸不已。

我們一起把麥克搬進廚房，盡管那位醫生呼出的氣息帶著酒味，但從他挺直的背脊、割開麥克衣服和壞死組織的動作，我看得出他曾是訓練有素且熟練的外科醫生。

我設法回想以前所受過的醫學訓練，充當他的器械護士。我們把廚房的料理台用熱水沖幹凈，成為臨時的手術台；又從他的書房和臥室拿來台燈，好照清楚傷口。我們拼命設法讓麥克虛弱的身體穩定下來，希望能撐到那輛直升機載著專家和急救的血漿抵達。

在那段痛苦的時間裏，悉尼醫生的手從沒有顫抖過，決心也從沒有動搖過。他隨時興起咒罵，同時從一層層酒醉和虛擲歲月的表象下，挖出各種他曾學到過的想法和策略。

結果沒有用。麥克愈來愈虛弱，我們更努力奮戰，把他拉回來，然後他又逐漸衰弱下去。直升機抵達前十八分鐘，麥克似乎嘆了口氣。他舉起一手，像要是觸摸我們的臉以致謝，然後就失去意識了。我們又繼續更拼命，但這次沒能拉回他，最後我們都逐漸停下來，沉默無言。

悉尼醫生垂著頭，從我站的位置，無法看到他的身體顫抖是因為疲倦，還是因為某種更人性的因素。過了一會兒，他擡頭看著我，我看到他眼底的絕望和痛苦，那是因為有個人死在他手裏而造成的。

“我以前是幫受傷兒童開刀的。”他低聲說，好像是要解釋他的酗酒、他這棟破爛的小屋、他眼前這種自我放逐的生活，還有他身上那種無邊的痛苦。我點點頭，多少明白在手術刀下失去一個年幼兒童會是什麽滋味。

“他是你的朋友？”他問。

我點點頭，然後他很得體地編了個理由離開廚房，留下我獨自一人。我拉起床單蓋住麥克的臉，希望能盡量讓他保持尊嚴，然後說了幾句話。那不算是祈禱，但出於尊敬，同時也希望他的靈魂還在身旁，我說了一些有關友誼、勇氣的話，還有我多麽後悔在崖頂時不守規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