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10

那其實不太算是睡覺。躺在“低語死神”家客房裏的床單上，失眠了兩小時之後，天剛亮我就起床了。稍早我聽到大宅後方的門開了，所以看到我新人生的虛構對象放在廚房的工作台上，我並不驚訝。

我打開那個破舊的新秀麗行李箱—理論上是我過去幾年私人旅行或公務出差用的—把其他東西放進去，然後回到臥室。

沖過澡後，我檢查送來的那些衣服，很滿意地發現大部分衣服上的標簽都是紐約的店，顯然負責準備衣服的人很內行。我挑了一套聯邦調查局探員到異國出差時會穿的衣服。換句話說，就像去上班穿的衣服，只是沒打領帶而已。我檢查了裝信用卡的皮夾，放進外套口袋，然後翻看那本護照。

前一夜“低語死神”幫我在白墻前拍了一張照片，然後通過電子郵件發到中央情報局位於蘭利的總部。這會兒我看著舊護照裏的那張照片，不得不承認那些技術人員的修圖功夫真好。發型不一樣，雙眼周圍的皺紋也少一點。照片裏的人還是我，只不過年輕了五歲。

我又把所有東西檢查了最後一次，將衣服和盥洗用品放進新秀麗行李箱，然後轉向他們提供的隨身行李袋。我放進去我的旅行文件、護照、筆記本電腦，還有一本他們讓我在飛機上讀到一半的書。我看了書的封面，露出微笑。

我猜想準備的人一定很認真思考過，想著一個聯邦調查局探員會在這趟長途飛行中閱讀什麽自娛，然後決定：一本調查科學的嚴肅著作是最理想的。結果就是我寫的那本書。我承認自己很開心，不是因為虛榮，而是因為這表示我不必辛苦閱讀一本小說，以防萬一哪個入關的警衛會考我書中的內容。

在書上頭，我放了一把包著槍套的貝瑞塔9毫米手槍—聯邦調查局的制式佩槍—以及他們提供的一盒子彈。在機場安全檢查時，我得先出示這把槍和子彈，還有我皮夾裏那份“在所有狀況下”持有武器的許可文件。

我悄悄關上門，穿著另一個人的衣服，在黎明的昏暗天光中走出大宅。我經過警衛亭，裏頭的警衛只看了我一眼，就別開眼睛。出租車在電子柵門外等著，我把行李箱和手提行李袋丟到後座，自己也爬上車。

“低語死神”已經安排好，讓出租車先載我去見一個人，但我已經決定要改變這個安排。我告訴司機開到聯合車站，讓我在租車公司外頭下車。我想試試剛到手的護照、駕照、信用卡和其他布洛迪·威爾森皮夾裏的東西。如果有人搞砸了，那麽最好趁我還在華盛頓的時候就發現，免得到了伊斯坦布爾機場就慘了。

我在租車公司花了幾分鐘，把每樣東西都用上一遍，然後上了租來的車，把我會面的地址輸入導航系統，駛入早晨的車流中。

四十分鐘後，我開進弗吉尼亞州一處養馬場的柵門，沿著一條長長的車道往前，停在一棟美麗的農舍前。幾乎立刻就有一名男子出來迎接我。他年紀八十出頭，獨自住在這片廣大的田野間—他太太已經去世十年，以前養的馬也早就沒了—他很樂於花兩個小時跟我談談他畢生的成就。

他是諾貝爾獎得主，曾經是全世界最頂尖的病毒學家，他的團隊很久以前曾策劃了滅絕天花的行動。他接到的通知是說，有個聯邦調查局的研究員要進行一項生物武器威脅的分析。但真相是：“低語死神”要我盡量多了解有關天花病毒的知識，希望其中某些小細節或信息的片段，日後或許會成為關鍵。這可能是個好主意，但也可能只是他絕望至極的跡象，很難說。

這位老病毒學家從他的藏書中，拿出幾本科學期刊和他研究的褪色筆記本。我在閱讀他提供給我的資料時，問他是否曾有人快要研究出天花的解藥了。

他大笑—是那種年紀大的老人常有的刺耳幹笑。“天花病毒絕跡之後，科學界就失去興趣了—所有的錢都拿去研究艾滋病了，因為那才有榮耀可言。

“不會有人獎勵你去研究天花的解藥，因為沒有迫切的需要。沒有解藥就是因為沒有研究。”他說。

“所以只要有半打自殺感染者，就會造成大災難了。”我說。

他看著我的目光，好像覺得我瘋了。“怎麽了？”我問。

“人類帶原者？”他說，“你的意思是這個嗎？那告訴我，這些自殺感染者要怎麽來到這裏。搭著石制輪子的馬車嗎？”

“你的意思是什麽？”我問。

“四千年前，赫梯人(Hittite)把染上瘟疫的人送到敵國的城市裏。據我所知，那是最後一次有人在生化戰爭中使用人類帶原者。”

他得了諾貝爾獎沒錯，但他的歷史知識我聽起來不太對。“不，各國政府研究的基本假設，都是有人被派到其他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