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1

如果你碰巧來到法國和德國交界處的這個小村，又想讓自己心碎的話，那麽，就開著車駛過蜿蜒的道路，穿過一片片松樹林，進入佛日山脈的山麓地帶吧。

最後，你會來到一個叫納茨維勒-斯特魯托夫的地方。這裏以前是納粹集中營，現在幾乎已被遺忘，從來沒能像奧斯維辛或達豪集中營那般，成為旅遊指南上介紹悲慘歷史的景點。出了松樹林，來到一個十字路口，有個鄉間道路的簡單指標：一方指向一家當地的酒吧，另一方則是毒氣室。對，我沒在開玩笑。

曾有數萬名囚犯進入這個集中營，但這還不是最慘的。最慘的是幾乎沒有人聽過這裏—這個數字所構成的悲痛，在20世紀歷史上還達不到大地震級的程度。我想，這是另一個進步的指標吧。

我去那兒的時候是十二歲。當時是暑假，一如往常，比爾和格蕾絲來到巴黎，8月的大部分時間都住在喬治五世飯店的套房。他們兩夫妻都對藝術有興趣。格蕾絲喜歡古典大師，讓人們一走進屋子就曉得這個女人有錢又有品味。而比爾，感謝上帝，則是走在時代前端—半數時間是在時代前端跳舞。他最開心的事情，莫過於發現某間新畫廊，或是在某個年輕藝術家的畫室裏閑逛。

格蕾絲對這類事情則是完全沒興趣，老早就禁止他把買來的作品掛在墻上。而比爾會朝我偷偷擠眼睛說，“她說得沒錯—不管這是什麽，都不能稱之為藝術。我稱之為做慈善—有些人是捐錢給聯合勸募協會，我則是支持挨餓的藝術家。”

但在這一切玩笑之下，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麽。多年後，我才明白他擁有專家的眼光，說來奇怪，因為他完全沒受過藝術訓練，而且他的家族只對化學物質有興趣。他母親的娘家，就是杜邦家族。

我們到巴黎的第二個星期，比爾接到一名男子從斯特拉斯堡打來的電話，說手上有一沓波普藝術大師羅伯特·勞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的早期素描，作畫時他還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海軍士兵。次日，我和比爾就帶著一個過夜包搭上飛機，讓格蕾絲留在巴黎滿足她的第二熱愛—去愛馬仕購物。

於是就這樣，比爾買到了那些素描，然後我們星期天在斯特拉斯堡沒事做。“我想我們可以去佛日山脈一趟。”他說，“格蕾絲大概會說你年紀還小，但有個地方你該去看看—有時人生似乎很艱難，但看清事情的輕重是很重要的。”

比爾會知道納茨維勒-斯特魯托夫集中營，是因為他的父親曾服役於美國陸軍第六軍團，在歐洲戰役期間擔任中校。納粹親衛隊拋下這個集中營後，比爾的父親來到這裏，他被交派的任務是寫一份報告，最後這份報告被呈上紐倫堡審判戰犯的法庭。

我不曉得比爾是否閱讀過他父親寫的報告，但他毫無困難就找到那條迂回的道路，我們在中午前來到一處停車場。這是一個晴朗的夏日，我們緩緩走進了死亡之屋。

這個集中營被保留當作法國的歷史遺跡，因為二次大戰期間，有太多法國反抗軍成員死在這裏。比爾指出那棟昔日的旅館外屋，後來被德國人改裝為一間毒氣室，還有一間包括了屍體庫和火爐的焚化場。

我這輩子難得牽他的手，那是其中一次。

我們經過了用來公開處決的絞刑架，經過了他們用人體來進行醫學實驗的那幾棟建築物，然後來到了一號囚犯營，後來改裝為博物館。裏頭有以前囚犯穿過的舊制服，以及集中營的一些平面圖，我們看著看著，兩人就走散了。

在後方靠近一排雙層床的安靜角落裏，我似乎更能明確感覺到周圍縈繞的鬼魂。就在這兒，我看到墻上陳列的一張照片。事實上，墻上有很多納粹大屠殺的照片，但這張我始終無法淡忘。那是一張黑白照片，裏頭是一個矮壯結實的婦人，走在一條寬闊的小路，兩旁是高聳的通電鐵絲網籬笆。從光線看來，當時是傍晚。而且以那些時代的風格判斷，她的穿著像個農婦。

這張照片中剛好沒有警衛，沒有狗，沒有瞭望台（但我確定其實畫面外都有），只有一個女人，手裏抱著一個嬰兒，另外兩個子女緊緊抓著她的裙子。那個母親隱忍、堅定，支撐著孩子們的小小生命—就像任何母親一樣，盡力幫助他們—陪他們走向毒氣室。你幾乎能聽到那種沉默，嗅到那種恐懼。

我瞪著這張毫無修飾的照片，這一家人和一個母親無邊的愛，同時令我振奮又哀慟。裏頭有個小小的聲音，小孩的聲音，一直跟我說著話，我永遠都忘不了：我真希望能認識她。然後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是比爾，他來找我了。從他的眼睛，我看得出他哭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