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06

經過了四年的訓練—學習其他人可能忽略的微小跡象，學習在其他人可能會死掉的狀況下生存—我很快一路晉升。我第一次外派的駐地是柏林，去了不到六個月，我就第一次殺了人。

打從“空降師”成立以來，歐洲的行動就劃入倫敦總部轄下，由機構中最資深的探員之一負責指揮。第一任擔任這個職位的，是一位高階海軍軍官，熟讀海軍戰史。於是他便開始自稱“藍旗上將”，這指的是艦隊裏職位第三高的指揮官：正好就是他在“空降師”裏面的位置。他自稱的名字流傳開來，但經過了幾十年，就有了改變和訛誤，最後大家都稱他是“藍騎士”。

我到達歐洲時，歐洲總部的指揮官正在策劃一項很受重視的行動，大家似乎公認他有一天會回到華盛頓，接掌整個“空降師”的最高職位。他眼中表現優秀的人，也必然會隨之升官，所以大家都爭相博取他的認同。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柏林工作站於八月初派我到莫斯科—夏天是那個城市最糟糕的季節，熱得讓人受不了—去調查當地一個美國秘密機構的一些金融詐欺通報。當然那些錢是找不回來了，但我深入追查，才發現狀況更嚴重得多—有一位資深的美國情報官員特地遠赴莫斯科，即將把我們最寶貴的俄羅斯線人名單賣回去給俄羅斯的聯邦安全局。

我很晚才得知有這樣的會面，必須立刻下決定—沒有時間再去請示，也不能再猶豫。就在我方那位資深官員要去跟他的俄羅斯聯絡人碰頭時，我趕緊前去攔截。沒錯，他就是我這輩子殺的第一個人。

我射殺他—在紅場上開槍殺了“藍騎士”，此時一陣來自俄羅斯大草原的暴風呼嘯吹過，帶著亞洲的氣味和背叛的惡臭。我不知道這件事是否值得光榮，但即使當時我很年輕又沒經驗，但還是很專業地殺掉了自己的上司。

當時我跟蹤他來到紅場的南端，那裏有個兒童的旋轉木馬正在營業。我猜想播放音樂的喧鬧聲可以遮掩那個輕微的槍聲。我從一個特定角度走近他—這個人我很熟悉，而他直到最後一刻才發現我。

他臉上掠過一個迷惑的表情，幾乎立刻就轉為恐懼。“艾迪—”他說。我的真名不是艾迪，但就像我們這個機構裏的所有人，我一開始做外勤，就用了一套假身份。我想這樣對我來說也會比較容易，仿佛殺他的人其實不是我。

“出了什麽狀況—你來這裏做什麽？”他是南方人，我向來很喜歡他的口音。

我只是搖頭。“Vyshaya mera。”我說。這是蘇聯克格勃的行話，我們都知道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最高程度的懲罰”—從某個人後腦喂一枚大口徑子彈的委婉說法。

我一手已經握住口袋裏的那把槍—袖珍型的PSM5.45，很諷刺的是，是一把蘇聯特別設計的小槍，只比打火機稍微厚一點。這表示你穿上剪裁合身的西裝，也看不出來帶了這把槍。我看到他恐慌的目光轉向那些騎著旋轉木馬的小孩，大概正想到他自己的兩個女兒，不明白事情怎麽會發展到這麽瘋狂的地步。

我手槍沒拿出口袋，直接扣下扳機—我想他穿了防彈背心，而這把槍發射的鋼芯子彈可以貫穿背心上三十層凱夫拉纖維，和半英寸厚的鈦合金防彈瓦。

在旋轉木馬的喧鬧聲中，沒有人聽見槍響。

那顆子彈射入他的胸部，出膛速度非常快，立刻就讓他的心臟休克，瞬間斃命—原先設計就是要達到這種效果的。我伸出一只手臂，抓住往下倒的他，一手擦掉他前額的汗水，扮出我的同伴剛被熱昏的模樣。

我半抱著他走向一處大風中翻拍的空蕩遮陽傘篷，來到一張沒人的塑料椅，用結巴的俄語對著十英尺外一群正在等待小孩的媽媽們講話，指指天空，抱怨天氣。

她們微笑，暗自高興又一次確定了斯拉夫人很強壯、美國人很虛弱：“啊，好熱—很可怕，沒錯。”她們同情地說。

我脫下“藍騎士”的外套，放在他的膝上，以隱藏那個染紅的彈孔。我又朝那些媽媽們喊，說我要把他留在這邊一下，去叫出租車。

她們點點頭，其實她們比較關心旋轉木馬上的自家小孩，沒興趣搞清我在做什麽。我想她們甚至沒注意到我拿著他的公文包—更別說他的皮夾—匆匆走向克裏姆林大道上的那些出租車。

等到有人發現他嘴角流出來的血而報警時，我已經回到幾英裏外我飯店的房間裏。我沒機會搜過他所有的口袋，所以我知道警方很快就能查出他的身份。

之前出差到倫敦時，我曾多次去他家吃晚餐，跟他的小孩玩—他有兩個剛上小學沒幾年的女兒。於是這會兒，我計算著他在漢普斯德那棟屋宅裏的電話何時會響起，他的兩個女兒何時會知道父親死了。因為我自己的童年經歷，所以比大部分人都知道小孩對這種事情的感受—怎麽都不相信，設法想了解死亡是怎麽回事，龐大的恐慌，被遺棄的巨大空虛感。無論我怎麽努力，都無法停止腦袋裏出現的那個場景—畫面的部分是她們，但其中的情感恐怕是我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