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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牧師、醫生一樣，訊問者也有一種天然的優勢，就是能夠掩飾自己的情緒。他們可以轉而問另一個問題，換了我自己也會這麽做。

“什麽袖扣，士官長？”史邁利問道。我仿佛看見他垂下眼簾，下巴也縮進了脖子裏。他這是又一次做好了準備，要仔細聽聽老人的故事。

“‘我們沒有勛章，爸，’肯對我說，‘勛章那東西不安全。要想拿勛章就得登報，那樣一來知道事情的人就太多了。要不然我也會和你一樣拿到勛章。實話告訴你，我的勛章說不定比你的還厲害，比如維多利亞十字勛章之類的，因為他們總是逼著我們竭盡全力，有時候甚至連這都還不夠。不過，如果你的工作幹得挺好，就能得到一對袖扣，他們會替你保管在一個專門的保險櫃裏。然後他們每年會舉行一場盛大的宴會，在什麽地方我可不能告訴你，宴會上有香檳，有侍者，服務好得你都不敢相信，我們這些在蘇聯工作的人都會去參加。我們會換上燕尾服，戴上袖扣，這就跟穿著制服一樣，只不過很隱秘罷了。晚會上會有致辭，會有人跟我們握手，就和你當年獲得勛章時參加的授勛儀式一樣，不過儀式在哪兒舉行的我可不能告訴你。晚會結束之後，我們就得把袖扣交回去。必須上交，這是為了安全起見。所以說要是哪一天我失蹤了，或者是出了什麽事，你就可以給國家安全局的人寫封信，問他們要你兒子的那對蘇聯袖扣。也許他們會說從來沒聽說過我這個人；也許他們會問：‘什麽袖扣？’不過他們也可能會出於同情給你破個例，讓你拿回袖扣，因為他們有時候這麽做過。如果他們把袖扣給了你——你就會明白我幹過的一切壞事，其實都是你無法想象的好事。因為我是我父親的好孩子，百分之百的好孩子，袖扣能向你證明。我要說的就是這些——我已經說得太多了。’”

史邁利問了那小夥子的全名。接著又問了他的出生日期。然後他問到了肯受教育和學歷的情況，可想而知這兩方面的情況都很不起眼。我仿佛看見史邁利把這些細節都記了下來，一聲不吭，一副公事公辦的模樣：肯尼思·布拉納姆·霍索恩，老軍人告訴他——布拉納姆是他母親娘家的姓，長官；有時候他犯下所謂的罪行時，用的就是這個名字——1946年7月14日出生在福克斯通，長官，那是我從戰場上回來十二個月以後。我不想那麽早要孩子，雖然我妻子很想要，長官，我覺得太早要孩子不好。我希望我們的兒子能在和平時期長大，長官，父親母親都健在，能好好照顧他。少校，我覺得這是每個孩子都應該擁有的權利，雖然這權利並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得到。

不管肯尼思·霍索恩說的故事多麽難以置信，史邁利接下來的任務都沒有看上去那麽簡單。他不會讓任何一個好人——哪怕是壞人——失去洗脫罪名的機會。當時的圓場尚不具備匯總所有情報員信息的可靠的檢索系統，勉強用來充數的系統收集的信息殘缺不全，簡直有些丟人，而且這種殘缺不全常常還是有意為之，因為相互競爭的各個部門都小心翼翼地守著自己掌握的資源，一有機會就會從其他部門去偷點過來。

沒錯，老人說的故事之中充滿了不可思議的地方。用純粹主義者的話來說，這故事簡直是匪夷所思。舉個例子，一群秘密間諜每年都會舉行一場宴會，這就違反了最基本的“需者方知”規定。不過史邁利很清楚，在這個由非正規人員組成的毫無秩序可言的世界裏，比這更糟糕的事都有可能發生。他想盡了辦法，費盡了口舌，才得出了讓自己心安的結論：肯·霍索恩根本就沒幹過我們這一行。他不是指揮者，不屬於點路燈組，不屬於剝頭皮組，也不是信號員；間諜職業中其他行當的人喜歡拿來自我標榜的所有名字，也都和他沾不上邊。

史邁利查完非正規人員的情況之後，又去查了軍方的情報部門、國家安全局和皇家警察部隊，這些機構都有可能雇用——也許他們雇人的標準比那孩子說的標準還要低得多——像肯·霍索恩這樣暴虐的罪犯。

最起碼有一件事似乎是沒有疑問的：那孩子的犯罪記錄簡直是個噩夢。很難想象還會有什麽人的犯罪記錄比他更頻繁、更殘忍。史邁利一遍又一遍地核查那個孩子的經歷，從孩提時代到青少年，1946年生於福克斯通的肯尼思·布拉納姆·霍索恩幹盡了壞事，從偷雞摸狗到惡意傷害，他簡直是無所不為。

整整一個星期之後，史邁利似乎還不願意承認他腦子裏其實早就已經明白了的事情。無論出於何種令人傷感的原因，肯尼思·霍索恩確實就是一個無可救藥、作惡成性的罪犯。他死在了其他犯人的手下，這也是他罪有應得。他的過去已經蓋棺定論，他編造出為某個神秘的英國情報部門效力的英雄事跡，也只不過是他搶掉父親風頭的最後一次努力——這個家夥一輩子都想和經歷輝煌的父親比個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