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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比說他可清楚得很，還有得等。

在這段部署期間，史邁利到圓場的探訪當然沒有官方記錄可循。他像個幽靈似的進入那個地方，隱形地飄過熟悉的回廊。在恩德比的建議下，他在傍晚六點十五分抵達，就在日班剛交接，夜班人員還沒就緒的空當。他預期會有關卡；會碰到那些他已認識二十年之久、不時被電召到五樓打掃的清潔工。但在恩德比的安排下，完全不是這麽回事。沒有證件的史邁利到了那裏，一個從未見過的男孩滿不在乎地點了點頭，示意他走進開著的電梯。搭乘電梯，他一路暢行無阻地到了地下室。出了電梯，他首先看見的是福利委員會的告示板，上面張貼的告示，與他那個時代的一模一樣，只字未改：免費貓咪征求善心家庭；戲劇社周五於福利會朗誦《頑皮的奎奇頓》62，還拼錯字了。相同的回力球競賽，基於安全理由，參賽者都以化名參加。相同的抽風機發出惱人的噪音。因此，當他推開登記處的嵌絲玻璃門，聞到油墨與圖書館灰塵的氣味時，他幾乎期望會在角落書桌那個缺損的綠色閱讀燈下，看見自己圓滾滾的身影伏案閱讀，就像當年他埋首分析比爾·海頓的叛變事件，並逆向思維地指出莫斯科中央的防禦弱點時一樣。

“噢，我聽說現在，你正在編寫我們過去輝煌的歷史。”夜班登記員寬容地說。她個兒很高，走路的神態與希蕾莉頗相似，即使坐著的時候都有點兒搖搖欲墜。她砰的一聲把一個裝文件的舊錫盒放在桌上。“五樓送給你這個，裝滿了他們的愛。”她說，“如果你需要到其他地方，就叫一聲，好嗎？”

握柄上的卷標寫著“大事記”。打開盒蓋，史邁利看見一沓用綠色繩子捆在一起的發黃舊档案。他小心翼翼地解開繩子，翻開第一個卷档，看見卡拉模糊的照片，仿佛棺木裏的屍體，從黑暗中瞪著他。他徹夜詳讀，幾乎一動也不動。他探索著卡拉的過往，也追索著自己的往事，有時，他甚至覺得兩人的生命互補，也覺得他們是同一種不治之症的起因。他一如既往地質疑，倘若他擁有卡拉的童年，倘若他置身相同的革命烈焰，將會如何。他努力嘗試，卻一如既往地無法抗拒自己的感同身受。蘇聯人民所承受的痛苦，蘇聯政府毫不在意的殘暴蠻行，蘇聯英雄的流離失所，處處令他怵目驚心。這一切都讓他自慚形穢，相較之下自己是如此輕松自在，盡管自己的生活也不乏痛苦。夜班結束時，他還在那裏，瞪著發黃的冊頁，“像馬兒站著睡覺似的”，曾參加騎術競賽的夜班登記員說。甚至當她把档案從他面前拿走歸還五樓時，他還一直瞪著前方，直到她輕輕碰了他的手肘。

隔天晚上他又來了，再隔天也一樣；他銷聲匿跡，隔了一周又再度出現，卻沒有說明任何理由。讀完卡拉的資料之後，他抽出基洛夫的資料，還有米凱爾、偉林和所有關於集團的資料，希望能為他所聽到、所記得的萊比錫——基洛夫的故事找到具體的佐證文件。史邁利還有另外一面，可以說他是拘泥於形式的，或者是學者性格。對他來說，惟一真實可信的就是档案，其他的一切除非符合或切中記錄，否則都只是浪費時間的東西。他也抽出奧圖·萊比錫和將軍的档案，即使不為其他的目的，也是為了對他們的紀念，他在兩份档案中都加進了備忘錄，平實記載他們死亡時的現場狀況。他最後抽出的一份档案是比爾·海頓的档案。最初他們對於這份档案的解密還有疑慮。五樓的執行官，無論這晚是誰當班，還把恩德比從部長級官員的私人晚宴中叫出來，請示這件事。恩德比，他這次倒是頗值得稱道，憤怒地說：“老天在上，最開始寫這些該死的東西的人就是他，不是嗎？如果喬治不能讀他自己的報告，還有哪一個該死的人可以看？”然而，史邁利並沒有真的讀這份報告，據那位暗中登錄他所閱取的所有档案的登記員報告說，他只是心不在焉地瀏覽。據她的形容，他若有所思地緩緩翻閱，“仿佛在找一張曾看過卻遍尋不著的照片”。他只把档案留在手中約莫一個小時，然後很有禮貌地歸還。“非常謝謝你。”自此而後，他未再現身，但清潔工流傳著一個故事，說是當晚十一點過後，他整好報告，清理桌子，把幾張用手抄寫的劄記丟進放置機密文件廢紙的垃圾箱，然後，有人看見他在後院站了很長一段時間——陰森黝暗的後院，滿是白色瓷磚、黑色排水管與貓的惡臭——望著他以前所在的樓層，以及他以前房間的幽微燈光，宛如老人望著自己出生的房子，自己以前讀書的學校，以及自己舉行婚禮的教堂。而令所有人吃驚的是，他從劍橋圓環——當時已十一點半——搭出租車到巴丁頓，搭乘午夜後不久發車的臥鋪夜車到彭贊斯63。他沒有預先買票，也沒用電話訂票；他沒帶任何過夜的東西，甚至沒有刮胡刀，直到早上才設法向服務生借了一把。此時，山姆·科林斯正在集合那群負責監視的烏合之眾，也就是公認的大外行，他們事後能記得的，就只是史邁利曾在電話亭打了一個電話，但當時他們沒有時間采取任何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