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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回答早已在舌尖蓄勢待發：我在蘇聯的生活並不墮落，墮落的是你們的系統。

但她並沒有說出口，仍保持緘默。歐斯特拉柯娃早已暗自立誓，要改掉暴躁脾氣與快言快語，此時，她強忍住一觸即發的壓力，透過袖子，緊緊擰住手腕內側的柔軟皮膚，命令自己要信守誓言，正如在以往的歲月中，當這些審訊是每日生活的一部分時，她曾做過的千百次一樣——你最後一次聽到你丈夫的消息，那個叛國賊歐斯特拉柯夫，是什麽時候？過去三個月以來，你和什麽人有過往來，通通列出名來！在那段痛苦的經歷中，她也學到了接受訊問的其他教訓。此刻，她正在重溫那些教訓，雖然那已屬於整整一個世代之前的往事，但卻恍如昨日一般清晰，躍然眼前：千萬不要硬碰硬，千萬不要激怒對方，千萬別想占上風，千萬別耍聰明、優越感或學識，千萬別讓憤怒或失望，甚或某一個問題偶然激起希望的狂烈情緒所誤導。要以愚蠢響應愚蠢，以墨守成規響應墨守成規。而只有心底最深最深處所抱持的兩個秘密信念，才能讓她忍受這一切屈辱：她對他們的恨，還有她的希望，希望終有一日滴水穿石，她能克服他們，並經由他們龐雜笨拙的訴訟程序，奇跡似的從他們手中奪回她被剝奪的自由。

他掏出一本筆記本。如果是在莫斯科，擺在面前的就會是她的档案，但這裏是巴黎的咖啡館，他拿出的是一本光滑的黑色皮面筆記本。在莫斯科，這是連官員都必須靠運氣才能擁有的東西。

無論是档案或筆記本，開場白都是一樣：“你原名瑪麗亞·安德莉雅維娜·洛歌娃，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在列寧格勒出生。”他重復述說，“一九四八年九月一日，你二十一歲，嫁給叛國賊歐斯特拉柯夫·依格爾。他當時是紅軍的步兵上尉，母親是愛沙尼亞人。一九五〇年，這個歐斯特拉柯夫派駐東柏林，在愛沙尼亞移民反動分子的協助下叛逃，倒向法西斯德國，把你留在莫斯科。他先取得居留權，後來又在巴黎歸化成法國公民，也不斷和反蘇聯分子往來。他叛逃時，你還沒有孩子，也沒有懷孕。正確嗎？”

“正確。”她說。

在莫斯科，她的回答會是“正確，上尉同志”。或“正確，調查員同志”。但是，在喧鬧的法國咖啡館裏，這麽正式的稱呼顯然時地不宜。她手腕上的皮膚已失去感覺。松開，她讓血液恢復暢通，然後又擰緊另一片皮膚。

“身為歐斯特拉柯夫叛逃的共犯，你被判在勞改營服刑五年，但因斯大林去世之後的大赦，於一九五三年三月獲釋。正確嗎？”

“正確。”

“返回莫斯科之後，你明知不太可能獲準，卻還是申請出國旅行護照，想到法國和丈夫會合。正確嗎？”

“他患了癌症。”她說，“如果我不提出申請，就有失我為人妻子的責任。”

侍者端來了裝著蛋卷與薯條的盤子，以及兩瓶亞爾薩斯啤酒。歐斯特拉柯娃請他送杯檸檬茶來，她很渴，但不愛喝啤酒。她和男孩說話的同時，也試圖以微笑和目光與他溝通，但徒勞無功，他的冷酷回絕了她。她意會到，自己是除了那三個妓女之外這裏惟一的女人。陌生男子把筆記本放在一邊，看上去像本贊美詩，然後鏟起一叉又一叉的食物。而此刻，歐斯特拉柯娃緊緊捏住手腕，亞莉珊卓的名字刺痛她的心，仿佛流血不止的傷口，她心中反復忖度成千上百種“迫切需要母親幫助”的各種“嚴重問題”。

陌生男子一面吃著，一面繼續殘忍地追溯她的歷史。他是因為喜歡而吃，還是為了不想再惹人注目才吃？她的結論是，他是不得已才吃的。

“與此同時——”他邊吃邊開口說。

“與此同時。”她不由自主地低聲說著。

“與此同時，你一面假裝關心丈夫，叛國賊歐斯特拉柯夫，”他塞滿食物的嘴繼續說著，“一面卻和所謂的音樂學生葛利克曼·約瑟夫有了男女關系。這個猶太人犯過四次反社會罪行，和你在勞改營中認識。你和這個猶太人在他的公寓中同居，正確或不正確？”

“我當時很孤單。”

“和葛利克曼的關系，讓你生了一個女兒，亞莉珊卓，在莫斯科十月革命產科醫院出生。出生證明上署名的父母親是葛利克曼·約瑟夫和歐斯特拉柯娃·瑪麗亞。女孩是以猶太人葛利克曼的姓注冊登記。正確或不正確？”

“正確。”

“與此同時，你還是繼續申請出國旅行護照，為什麽？”

“我已經告訴過你，我丈夫生病了。我有責任繼續申請。”

他又大吃一口，動作粗魯得讓她看見了他嘴裏的許多顆蛀牙。“一九五六年一月，當局寬宏大量地核準你的護照，條件是你的女兒亞莉珊卓必須留在莫斯科。你超過核準的期限，繼續留在法國，拋棄了你的女兒。正確或不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