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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那麽，你又是什麽人？”她昂起下巴，沉著臉反問。

她向前踏進一步。兩人的高矮差距顯得更加突兀。男子的外貌，顯露了他不討喜的個性。擡頭仰望，歐斯特拉柯娃可以清楚看出他的脆弱，一如他的恐懼。他濡濕的下巴浮起獰笑，雙唇扭曲，讓自己看起來強壯有力，但她知道，他只是為了驅走不可救藥的懦弱。他像是個以英勇行為強化自己的人，她想。也或者，是以犯罪行為。他是個沒有任何自發行為的人，她想。

“你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出生在列寧格勒？”陌生男子問。

她很可能回答是。但事後她卻不確定。她看見他疑懼的目光望向逐漸接近的公交車。她看見優柔寡斷近乎驚慌失措的情緒攫獲了他，令她想到——就後來的發展來看，這不啻為洞燭先機——他可能要迫她就範。他沒有，但提出了下一個問題，用的是俄文，而且還是莫斯科官僚那種令人生厭的腔調。

“一九五六年，你獲準離開蘇聯，為了照顧你生病的丈夫，叛國賊歐斯特拉柯夫？同時還負有另一個任務？”

“歐斯特拉柯夫不是叛徒。”她打斷他的話，回道，“他很愛國。”她不由自主地拎起購物袋，緊緊抓住提把。

為了蓋過公交車駛近的聲響，陌生男子提高音量，毫不理會她的辯駁：“歐斯特拉柯娃，你留在莫斯科的女兒亞莉珊卓托我問候你，還有幾個官方機構也要問候你。我想和你談談亞莉珊卓的事，別搭這班公交車！”

公交車停了下來。司機認識她，伸手要幫她提購物袋。陌生男子壓低聲音，又說了一句更駭人的話：“亞莉珊卓有很嚴重的問題，需要母親的幫助。”

公交車司機喚她上車，好繼續上路。他以平日相互開玩笑的方式，故作粗魯地說：“來吧，媽媽。這種大熱天不適合談情說愛。把你的袋子拿過來，我們走吧！”司機吼道。

公交車裏響起笑聲，接著有人咆哮——老女人，讓全世界都等你好了！她感覺到陌生男子的手非常不專業地抓住她的臂膀，仿佛笨手笨腳的裁縫師摸索著紐扣一般。她掙脫開來。她想告訴司機一些事，但卻沒有辦法；她張開了嘴，卻忘記該如何說話。她惟一能做的，是搖搖頭。司機又對她吼叫一聲，然後揮揮手，聳聳肩。咒罵聲此起彼落——老女人，大白天就喝醉了，活像個妓女！歐斯特拉柯娃留在原地，看著公交車逐漸駛出視線，等待自己的視野恢復清澄，心不再瘋狂跳動。現在，需要喝杯水的人是我，她想。我夠堅強，可以保護我自己。上帝保佑我遠離懦弱。

她隨他走進咖啡館，步履蹣跚。整整二十五年前，在勞改營裏，她從煤堆上跌下來，腿摔斷了三處。就在八月四日——她永志不忘的日子——陌生男子捎來的信息極盡脅迫之能事，讓她重新想起塵封已久的跛足感覺。

這家咖啡館即使不是全巴黎絕無僅有的一家，至少也是這條街上惟一一家既無點唱機，也無霓虹燈的咖啡屋——而且在八月裏還開門營業——但屋裏幾張桌球台倒是從清晨直到夜深都廝殺不斷。至於其他人，就只是尋常的日間喧鬧，討論著政治、賽馬和其他巴黎人愛談論的話題；幾個妓女一如往常地在一旁竊竊低語；襯衫臟汙、滿臉不快的年輕侍者，領著他們到角落的一張桌子。臟兮兮的肯巴利酒卷標，標示著這是保留訂位的桌子。接著，上演了一段可笑的老戲碼。陌生男子點了兩杯咖啡，但侍者抗議說，白天保留屋裏最好的位子，不能只來喝咖啡；老板可得要付房租呢，先生！陌生男子聽不懂他連珠炮似的方言，歐斯特拉柯娃只得替他翻譯。陌生男子漲紅了臉，點了兩份火腿蛋卷加薯條，兩瓶亞爾薩斯啤酒，完全沒問歐斯特拉柯娃的意見。然後，起身到洗手間重振自己的勇氣——非常有自信，竟認定她不會逃開——回到座位時，他臉上的汗水已幹，姜色的頭發也已梳理整齊，但他們現在身處室內，他身上的臭氣讓歐斯特拉柯娃想起莫斯科的地鐵、莫斯科的電車和莫斯科的審訊室。他從洗手間走回座位的這段短短路程，比起他所曾告訴她的任何一句話，更加讓她確信自己心中早已存在的恐懼。他是他們之間的一員。那壓抑的得意闊步，臉上精心掩飾的殘暴獸性，他這會兒把手腕筆直擺在桌上的沉重神態，還有假裝不情願地從籃中撚起面包，仿佛以筆蘸墨般的作態——無處不勾起她最醜惡的回憶，一個飽受屈辱的女人在莫斯科狠毒官僚體系重壓下生活的回憶。

“那麽——”他一面說，一面開始吃面包。他選了有硬皮的一端。雖然有雙看似一秒鐘就可以捏碎面包的手，但他卻用肥胖的指尖秀氣地撕下小片，仿佛這是官式的進食方法似的。小口吃著時，他的眉毛揚起，看起來像是感嘆：我，一個陌生人，在這片外國的土地上。“這裏的人可知道你在蘇聯過著墮落的生活？”他終於開口問，“也許滿城都是妓女，他們也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