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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亞，當一名口譯員——即便是頂級口譯員——沒有東西可譯的時候，他只能去破譯自己了，他就成了一個沒有歸宿的人。我就是在這種狀態下寫下這些東西的，雖然我不太清楚自己要寫給誰看。但現在我知道了，我是寫給你看的。還得過幾年才會有人請你去破解安德森先生過去所稱的“巴比倫楔形文字”。到那個時候，我希望自己能跟在你身邊，向你展示“巴比倫楔形文字”是如何發揮作用的，但如果你懂斯瓦希裏語的話，那根本不成問題。

我最愛的繼子，要小心你生活中任何被打上了“特殊”標記的東西。“特殊”一詞有許多種意義，每一種都不好。有一天我會給你讀一讀《新基督山伯爵》這本書，那可是已故伊梅爾達阿姨的最愛，寫的是所有犯人中最特殊的一個。現在英國就有許多“基督山伯爵”，而我正是其中之一。

那是一輛特殊的貨車，沒有車窗，但車廂裏放滿了特殊的設備，專為特殊的被捕者而設。為了警方人員的安全與舒適，在接下來的三個小時車程裏，我這個特殊的被捕者就被綁在這輛車裏。他們為防我尖叫抗議，擾亂治安，還往我嘴裏塞了個特殊的皮馬銜，不另外收費。特殊囚犯只有編號，而無姓名。我的編號是26。

我住在特殊囚犯區瑪利亞營。那是一排重新刷了漆的小屋，原先是英國於1940年專為英勇的加拿大盟軍士兵而建的兵營，周圍拉著足夠長足夠高的帶刺鐵絲網，以阻止一切納粹軍隊潛入。對於許多仍然相信正在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英國人來說，這很不錯；但對我們這些被關押在瑪利亞營的人來說，那就不太妙了。

我們的監獄為何會以聖母瑪利亞的名字來命名，並無官方解釋。有些人說第一個加拿大盟軍指揮官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J.P.沃納先生則另有說法。他以前是英國皇家憲兵，現在則是特殊囚犯區官員。就他所言，瑪利亞是當地小城黑斯廷斯的一個女性。在英國獨立抗擊納粹的最黑暗時期，在每天最後一次閱兵之後與當晚宵禁之前的那若幹小時裏，瑪利亞都會“接待”整整一個排的加拿大士兵。

一開始，我跟沃納先生發生了幾次小矛盾，那時可沒人會想到我跟他之間居然會發展起良好關系。但從他得知可以分享麥克西慷慨給我的那些酬金起，我們之間就發展起良好關系了。他向我保證，他從未跟黑人發生過口角，因為他祖父曾在蘇丹國防軍裏當兵，而他父親在肯尼亞動蕩不安期間在那當過殖民地警察。

特殊囚犯享有特別權利：

——不必到我們的監獄邊界外冒險。

——不必跟其他囚犯一樣到城裏晨旅，不必站在交通燈下向乘車者兜售已無香味的玫瑰，不必去擦他們的寶馬車卻換回幾句辱罵。

——必須一直保持沉默，不得打電話，不得接電話，不得寫信，送來的物品只有在當局檢查同意之後，才能由J.P.沃納先生把它們作為一種恩惠轉交給我。沃納先生對我說，他的這種職責非常重大。

“我可不是在聽你說話，26號。”他喜歡在我面前搖晃著他的手指，這樣提醒我。“我是跟空氣坐在一起。”他在又喝了我一瓶裏奧哈紅葡萄酒後還會這樣補充一句。“可不是跟一個活生生的人坐在一起。”但沃納先生是個精明的聽眾，如果人生是一片海，那他已經遊遍了海角。他掌管過邊遠地區的一所軍事監獄，在很久以前他甚至犯過輕罪，並因此嘗過苦頭，但具體犯了什麽罪行他拒絕透露。“26號，陰謀不算什麽問題。人人有所圖謀，但沒人能得逞。但隱瞞時代，上帝助人。”

知道自己與眾不同也是一種安慰。

現在回想起來，我一開始在瑪利亞營的監獄生活不順，那是不可避免的。我現在明白了。到達監獄新犯接收處時，我整個人完全被打上了“特殊”標記，那就足夠激怒許多人了。而名字前面被標上“PV”（該詞現在指“暴力傾向”），嗯，那你就更罪有應得了。在瑪利亞營總部舊教區牧師住所屋頂上，監獄裏的一些索馬裏人曾靜坐示威。為逃避孤獨，我也加入其中，於是才了解到上面這點。我們向世界傳達和平的信號。我們有穿著亮色棉質衣服的妻子與在主日學校上學的兒女。我們迎著監獄的探照燈伸出床單，床單上面寫著我們的請求：不要送我們回去受折磨，布萊爾先生！我們要在這裏受折磨！但在某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我跟我那些示威的同伴們持不同意見：他們跪著祈求給予他們留下來的權利，但我卻巴不得被驅逐出境。一小隊戴著頭盔的無名警察手執棒球棒驅趕我們，我因此付出了代價，這才發現，在監獄裏，團隊精神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