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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氣喘籲籲地跟在安東身後回到了策劃室。白天早些時候，我在那裏見到過賈斯帕。我很快就觀察到裏面的布置稍微改變了一些。中央講台上放著一塊供發言者使用的白色書寫板及一個黑板架。桌子四周原來只放著八把椅子，現在增加到了十把。磚砌壁爐上放著一個郵局大鐘，旁邊還貼著“禁止吸煙”的法語警示。賈斯帕已經洗漱並刮過臉，在通往屋子的門旁，顯得很不起眼，本尼寸步不離。

我掃視了桌子一眼。無名會議怎麽能放上與會者的名牌呢？穆旺加紮的名牌上寫著“資深人士”，放在桌子本地方一側的中央，即“首席”。在他兩側分別是他的忠實助手“秘書先生”與忠誠度較低的“顧問先生”，後者昵稱“塔比”，麥克西不信任他，塔比告訴他現在幾點他也不會相信。這三人位置的對面、落地長窗的後面則是“三人組”的位置，名牌上只寫著“先生”及其各自姓名的首字母：D指迪德納，F指弗蘭科，H指布卡武老大奧雷諾·阿穆爾-若歐斯，人們更常稱之為“哈賈”。由於弗蘭科年紀最大，他被安排坐在中間的那個位置上，正對著穆旺加紮。

由於這張橢圓桌子的兩邊都已經有人坐了，我們的人只能分坐在兩端。桌子一端放著一個寫著“上校先生”的名牌，我猜那就是麥克西的位置，在它旁邊放著“菲利佩先生”的名牌，而我和賈斯帕被安排坐在桌子另一端。我下意識地注意到，賈斯帕被尊稱為“公證員先生”，而我卻只被簡單地稱做“口譯員”。

菲利普的座位前放著一個黃銅手搖鈴。直到現在，它仍然在我的記憶中鳴響。這個手搖鈴有一個黑色的木柄。聖心避難所學校有個大鐘，把我們這些學生的日常生活擠壓得毫無空閑，這個手搖鈴簡直就是那個大鐘的縮微復制品。在學校，大鐘將我們從床上拖下來，告訴我們何時要祈禱、何時要吃飯、何時要去廁所、何時要去體育館、何時要去教室、何時要去足球場、何時要再次祈禱、何時要回床睡覺、何時要與自己心中的魔鬼角力。安東竭力向我解釋說，這個手搖鈴將使我變得像真人版悠悠球一樣，在鍋爐房與策劃室之間急匆匆地上來下去。“他要宣布休會時就會搖響這個鈴，當他覺得寂寞，要你們回到桌前繼續開會時，就會再搖響它。但我們中的一些人可休息不了，不是嗎，先生？”他向我眨了眨眼，補充道，“我們都得待在樓下我們都知道的那個地方，靜守斯拜德的監聽網絡。”

我也向他眨了眨眼，對他的同志情誼表示感謝。一輛吉普車駛進院子，停了下來。安東像精靈一般迅速穿過落地長窗，離開了策劃室。又一架飛機低飛著掠過我頭頂的天空，但我還是沒看清楚。又過去了若幹分鐘。在此期間，我的視線似乎有了自我意識，不再看著策劃室，而是暫時凝視著落地長窗外地面上的壯觀景致。我看見一個相貌完美的白人紳士從草坡與天際相交處走來，在觀景台上駐足休息。他頭戴一頂巴拿馬草帽，身穿淺黃褐色長褲、粉紅色襯衫，脖子上系著一條紅色領帶，最外面穿著一件近衛團軍官們劃船時穿的那款海軍藍貼身套衫。他站在兩根柱子之間，對著來路微笑著，那架勢就像英國以前的埃及學者。即使到了今時今日，我也得承認，第一眼瞥見這名男子，我就意識到，我的人生旅程中新出現了一位傑出人物。也正因為如此，我對此從不懷疑，我當時偷偷看他一眼就知道他是菲利普（或菲利佩），我們的自由職業者、非洲問題顧問、此次會議的組織者、穆旺加紮及其他與會代表的親密朋友。再次用麥克西的話來說，他是“此次行動的頭兒”。菲利普法語與林加拉語講得十分流利，但斯瓦希裏語很差。

菲利普之後，天際處走來一個身材細長、舉止莊重的非洲黑人。他留著胡須，穿著一身顏色素淡的西服。他走路時的姿態也顯得像是在沉思默想，讓我不禁想起了麥克爾修士在大齋節穿過聖心避難所學校院子時的樣子。因此，我無需細想就能判定他就是迪德納，被剛果人鄙視但先父深愛的班亞穆倫格族的全權代表，既是一位五旬節派牧師又是一名軍閥。

迪德納之後又是一個非洲黑人。可能這先後順序經過了精心策劃，這個人與迪德納形成了鮮明的反差。他身材高大，禿頂，身穿一件閃亮的棕色夾克。當他拖著左腿一瘸一拐地前行時，身軀一起一伏，顯得很兇悍，那件夾克幾乎包不住他彪悍的身體。這人還能是誰？他肯定就是弗蘭科，我們的瘸腿老兵、前蒙博托時期的兇手、現馬伊·馬伊民兵組織上校或軍銜更高的軍官。他是走在他前面的迪德納的宿敵，但偶爾也是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