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鑒定 44

法國，巴黎，馬萊區

許多年前，莫裏斯·杜蘭德無意中看到報紙上的一篇文章。文章寫的是一個叫作克裏斯托弗·梅裏的人的故事。他原本是一名私人保鏢，後來運氣不好，被派到瑞士聯合銀行位於蘇黎世班霍夫大道上的總部工作。1997年1月的一天下午，這位虔誠的基督教徒、兩名孩子的父親在巡邏時，走進銀行的碎紙室，發現有兩台大型碎紙機裏放滿了各種舊档案，其中包括詳細記載著瑞士聯合銀行與希特勒德國之間交易往來的分類賬簿。梅裏覺得那些文件出現在碎紙室裏十分可疑，因為就在幾周之前，聯邦法律禁止瑞士各大銀行銷毀二戰時期的文件。他覺得事情不對勁，於是塞了兩本賬簿到襯衫裏，偷偷帶回了他在蘇黎世郊外簡陋的小房子裏。第二天早上，他把賬簿交給以色列文化中心。正是從那一刻起，他的麻煩開始源源不斷。

以色列文化中心主任很快召開了一場新聞發布會，譴責瑞士聯合銀行肆意銷毀文件。瑞士聯合銀行輕描淡寫地稱，賬簿出現在碎紙室裏純屬工作失誤，並很快把責任推到銀行档案員身上。至於克裏斯托弗·梅裏，他被銀行匆忙解雇，很快卷入了刑事調查，案由是他因盜竊二戰時期的文件而違反了瑞士銀行保密法。全世界都稱贊梅裏是“档案英雄”，但是在他自己的祖國，他卻備受公眾譴責，還接到了眾多死亡恐嚇。更讓瑞士人丟臉的是，美國參議院最終通過了這位保鏢的政治避難請求。他與他的家人現在紐約平靜度日。

當時，莫裏斯·杜蘭德覺得梅裏的行為雖然勇敢且令人佩服，但十分魯莽。然而，此時的局面又讓人覺得十分奇怪，因為杜蘭德已經決定，他只能踏上與梅裏相似的老路。諷刺的是，他的動機竟然和梅裏的一樣。盡管杜蘭德先生是一名職業罪犯，長期違背上帝的兩條戒律，但他仍然視自己為一個有一定原則、思想深刻、精神光榮的人。他的原則不允許他出售一幅沾了鮮血的油畫獲利，也不允許他私藏在油畫裏發現的那份文件。私藏那份文件就是對歷史的犯罪，而他也將卷入那天地不容的罪孽，成為事後從犯。

梅裏的故事中，有兩個方面莫裏斯·杜蘭德不打算重蹈覆轍——公開披露和慘遭指控威脅。梅裏的失誤，他總結道，就是相信了陌生人。這也就是為什麽那天傍晚杜蘭德決定提前關店，親自把一副18世紀觀看歌劇所用的長柄眼鏡交給他最重要的客戶：漢娜·溫伯格。

年過五十但膝下無子的溫伯格夫人有兩大愛好：廣泛收集法式古董眼鏡和不遺余力地消除世界上各種種族仇恨和宗教仇恨。漢娜的第一大愛好讓她和“古董科學家”建立了密切聯系，而第二大愛好則促使她在法國建立了以撒·溫伯格反猶主義研究中心。之所以取這個名字，是為了紀念她的祖父。她祖父在“黑色星期四”，即1942年7月16日巴黎圍捕猶太人的行動中被抓，其後死於奧斯維辛。現如今，漢娜·溫伯格已經成為法國最具聲望的“歷史記憶積極分子”。反對反猶主義的行動為她贏得了一幫擁護者——包括現任法國總統——但同時，也結下了許多難纏的敵手。溫伯格中心長期受到各種威脅恐嚇，漢娜·溫伯格本人也一樣。因此，莫裏斯·杜蘭德是少數幾個知道她住在巴黎第四區帕維街24號她祖父那棟老房子裏的人。

她站在門口等他，穿著一件黑色毛衣，羊毛打褶襯衣和厚長襪。黑發中夾雜著一些銀絲，鷹鉤鼻，鼻梁瘦削。她熱情地親吻杜蘭德的雙頰，邀請他進屋坐。房子很大，有正式的門廳，客廳旁邊還有一間圖書室。屋內四處擺滿了古舊的家具，家具上面鋪了一層有些褪色的浮花錦緞，顯得寧靜典雅。厚重的天鵝絨窗簾垂掛在窗邊，一架金銅鐘在壁爐架上嘀嗒作響。這些裝飾讓人聯想起那個已經逝去的年代。有那麽一瞬間，杜蘭德感覺自己來到了另一個“古董科學家”。

杜蘭德鄭重其事地把歌劇眼鏡交給漢娜，告訴她很快又會有一批有趣的新品到貨。最後，他打開公文箱，語氣略顯唐突：“幾天前，我無意中發現了一些有意思的文件，溫伯格夫人。不知道您有沒有時間看一看。”

“什麽東西？”

“說實話，我不知道。我還希望您或許知道。”

他把舊蠟紙袋遞給漢娜·溫伯格，看著她抽出裏面珍貴的文件。“它藏在我幾個星期前買的一架望遠鏡裏，”他說，“我維修的時候發現的。”

“奇怪。”

“我也覺得。”

“望遠鏡從哪裏來的？”

“如果您不介意的話，溫伯格夫人，我還是不……”

她舉起一只手，說：“不說了，杜蘭德先生。你有權為你的客戶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