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源頭 15

荷蘭，阿姆斯特丹

《年輕女人的畫像》是一幅104厘米×86厘米的油畫。倫勃朗畫這幅畫時住在阿姆斯特丹舊城西面的一棟大房子裏。1639年，他以三萬荷蘭盾買下那套房產。即便是對具有他那種聲望的畫家而言，三萬荷蘭盾也是一筆巨款，因而也最終導致了他的破產。那時候，他住的那條街叫作聖安東尼大街。後來，由於周邊街區人口結構發生了變化，街道被重新命名為猶太人大街。倫勃朗為何選擇在那樣一個地方生活，這一點一直存有爭議。因為他內心深藏著對猶太教的熱愛？還是因為這裏也住著許多別的畫家和收藏家？不論是哪個原因，有一點毋庸置疑，那就是荷蘭黃金時代最偉大的畫家曾在阿姆斯特丹的猶太人中間生活和工作。

倫勃朗死後不久，許多大規模的猶太人聚居區在猶太人大街對面圍繞著維薩廣場和美吉廣場建立起來。那些紅磚建築在納粹占領荷蘭之後幸存下來，但是裏面的大多數住戶並沒有。四片老舊的德系猶太人聚居區中間，坐落著猶太人歷史博物館，它是那段殘忍歷史的主要保管人。加百列穿過門口的安檢儀，向工作人員詢問檢索區的方位，工作人員告訴他在最底樓。檢索區的裝修十分現代，幹凈整潔，燈火通明，裏面陳列著許多長工作台。有一個螺旋梯通往上方的文件架。由於時間較晚，裏面幾乎沒人，只有一個四十歲出頭、頂著一頭紅金色頭發的高個子档案保管員。

加百列沒有說明具體的細節，只是告訴他要尋找一個名叫雅各布·赫茨菲爾德的人的信息。档案保管員詢問名字如何拼寫之後，徑直走向一台電腦終端。他按了一下鼠標，桌面上出現一個數據庫搜索界面。他依次輸入赫茨菲爾德的名和姓，再點了一次鼠標。

“這可能是他。雅各布·赫茨菲爾德，1896年3月生於阿姆斯特丹，1943年3月卒於奧斯維辛。他的妻女同時被殺。女兒只有九歲。”档案保管員側過頭來看著加百列，“他們當時一定很富有，住在米登路莊園，那是個好地方，離這裏很近，就在韋爾特海姆公園對面。”

“有辦法知道這家人是否還有幸存者嗎？”

“數據庫裏查不到，讓我查一下文件。”

档案保管員走進一扇門，消失不見了。基婭拉在一排排文件架前走來走去，加百列則坐在電腦前，翻看逝者的生平信息。薩洛蒙·沃斯，1932年5月31日生於阿姆斯特丹，1943年5月14日於西伯利亞被殺……阿麗達·斯皮爾，1915年9月20日生於鹿特丹，1942年9月30日於奧斯維辛被殺……薩拉·席爾瓦。羅薩，1930年4月8日生於阿姆斯特丹，1942年10月15日於奧斯維辛被殺……一共有11萬荷蘭猶太人被塞入貨車，運往東歐殺害和火葬。這只不過是其中三個。只有五分之一的荷蘭猶太人在戰爭中幸存下來，這一數據在德國人占領的所有西歐國家中排名最低。猶太人大屠殺期間，荷蘭猶太人的死亡人數之所以最高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一個關鍵原因是荷蘭社會各界為德國人提供了熱情的幫助。實際上，從逮捕猶太人的荷蘭警方，到運送猶太人赴死的荷蘭鐵路工人，荷蘭民眾在大屠殺行動的每一階段都表現得十分積極。“最終解決方案”的執行首長阿道夫·艾希曼事後談到荷蘭當地百姓所給予的幫助時說：“很高興能和他們一起共事。”

档案保管員回來了。他手裏拿著一張紙。“我想起這個人和這個地址了，還有一個小孩活了下來。但我覺得她不太願意提起那段往事。”

“為什麽？”加百列問。

“我們每年都在阿姆斯特丹舉辦一場年會，重點關注那些在大屠殺期間被藏起來的小孩。去年，我負責登記。”他舉起那張紙，“莉娜·赫茨菲爾德參加了第一場會議，但會議結束後，馬上就離開了。”

“怎麽了？”

“我們邀請她寫下戰時記憶，以便豐富档案，但她突然變得非常不安和憤怒。她說她來這裏是一個錯誤。那之後，我們就再也沒見過她。”

“那種反應很正常，”加百列說，“幸存者通常要過很多年才願意重提往事，有一些人永遠都不願意提起。”

“沒錯，”档案保管員說，“但是被藏起來的孩子是最不被人們理解的一批大屠殺幸存者。他們的經歷有其自身獨特的悲劇意味。大多數小孩都被交給了素不相識的人。他們的父母只是為了救他們，但是有哪個小孩能真正理解自己為什麽被遺棄呢？”

“我明白，”加百列說，“但是我有重要的事情找她。”

档案保管員打量起加百列的臉，他似乎看到了某種熟悉的東西。然後他苦笑著把文件遞給加百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