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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6月的一個深夜，我們從23,000英尺的三號營地登上了27,000英尺的六號營地，攀越了位於珠峰山肩的北部山脊。幾年之後，也就是20世紀30年代，我獨自一人趁著夜色攀登了南極的幽冥山。除了這一個人的登山之夜，就再也沒有比那個珠峰的攀登之夜更美好、更讓我享受的攀爬經歷了。在那個珠峰的夜，所有的美好都極其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星光燦爛，美不勝收。在這樣的背景下，登山時我的身體享受到了無限樂趣，而且和我鐘愛的朋友們一起登山，我的心中更是無比喜悅。

當然了，後來我很想知道，帕桑醫生給我吃的可待因和苯丙胺是不是對我享受到的美妙感覺產生了什麽影響。我隱隱意識到，我依舊感覺喉嚨裏像是咽下了如我手掌大小的鋸齒狀金屬物，可我的咳嗽已經減輕了，甚至都可以再次輕易使用氧氣罩，所以那種奇怪的感覺也就不再那麽困擾我了。

我們並沒有用繩索拴在一起，而是各自分散開，依舊沒有打開頭燈和手電筒，從北坳上方那道山脊處被冰雪覆蓋的巖石帶腳下開始攀爬，然後恢復成一條直線，並且使用祝瑪裝置扣牢在固定繩索上。之前，在攀爬途中，我們在所有傾斜石板的陡峭部分都安裝了固定繩索。

我們並沒有像登山隊在深雪中開路時常做的那樣輪流領頭攀登，而是輪流殿後。因為最後一個人要承擔非常累人的工作，要拉住從帶孔眼的樁子上松開的每一段固定繩索，把繩索卷成圈，繞在肩膀上拖拽，一直到需要解開下一段繩索為止。

“啊……”有一次，我們停下來更換起確保作用的最後一位登山者，讓-克洛德說，“防止後面的德國人順著固定繩索追來，這我可以理解……可一根固定繩索都沒有了，我們自己下山的時候不就難了嗎？”

“到了五號營裏，在繼續往上攀登之前我們會有五分鐘休整時間，那時候我們再討論這個問題。”理查說。就我所見，到目前為止，在整個攀爬過程中他一直都沒戴氧氣罩，也沒有打開流量控制閥。我們拿了很多吸氧裝備，所以我真搞不懂他為什麽現在就要這麽節省氧氣。

我們繼續推進。現在沒有一個人使用罐裝氧氣，盡管五號和六號營地裏藏有備用的吸氧裝置和氧氣罐。我們似乎已經達成了默契，要盡量節省氧氣，反正早晚能派上用場。

我們聽到下方遠處的河谷裏傳來了兩次步槍槍響的遙遠回音，可我一直都沒聽到子彈在我們周圍的巖石上彈跳起來的聲音，也沒有聽到令人不安的蜜蜂似的嗡嗡聲又一次在我身邊飄過，而這嗡嗡聲根本不是蜜蜂發出來的。理查“體貼周到”地在他的恩菲爾德步槍上裝了望遠鏡瞄準器，德國人可以用這個來對付我們。即便如此，理查說在夜色下也不可能從垂直1英裏的下方，在巖石和臟兮兮的冰雪中找到穿深灰色衣服的人，我們再一次調換了芬奇外套和暗褐色沙克爾頓夾克的位置，把芬奇外套穿在最外面，並且把帆布防風褲穿在羽絨綁腿外面，所以渾身上下都成了灰色的。理查向我們保證，與其擔心在這麽遠的距離被步槍擊中，還不如擔心閃電、巖崩或雪崩給我們帶來的威脅。（後兩者是對我們的真正威脅，如果我不是因為藥物而進入了近乎狂喜的狀態，我心裏或許真的會七上八下的）

按照計劃，我們在五號營地休息了五分鐘，把氧氣流量開到了最大，可隨後我們在那裏又用了十五分鐘拆卸雷吉的大帳篷，分成支柱、帆布、防雨罩和鋪地防潮布幾部分，分別裝進我們的背包裏。那裏的氧氣裝備太多了，我們背不走，所以我們又花了更多時間費力地把它們拖拽出大約五十碼，拉到了北壁的巖石和碎石區，藏在一塊巨大的三角形礫石後面。如果下山時我們需要找這些“英國空氣”——當然了，假設我們可以活著下山的話——那麽這塊礫石的奇特形狀會是我們唯一的引導物，因為我們不可能用竹竿或旗子來標志位置，白白便宜了那些德國人。

我們把那裏沉重的固定繩索收回，將其中大部分卷起來後和吸氧裝置一起藏在那塊巖石後面。我們每個人都把150英尺長卷成圈兒的奇跡繩背在肩膀上或放進背包裏，雖然在這一段的攀爬中我們依舊沒打算用繩索拴在一起，但如果碰上特別難攀爬的地段，我們只能靠這些繩索擺脫困境。

我們把雷吉的大帳篷的每一部分都打包好，把另外一些不滿的氧氣罐藏在了北壁上，把放在我們背包裏的氧氣罐換成滿裝的。然後以橫切攀登方式回到了北部山脊，忙活完這些之後，我們都開始氣喘籲籲，上氣不接下氣。這時候我終於把一直想問的問題說了出來：“沒有了固定繩索，我們怎麽下山？”我問理查，“下山的時候，我們要從那塊三角形巖石和上面我們所有藏繩索的地方找回那些固定繩索，重新布置起來嗎？那樣我們八成會被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