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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肯定羅傑知道？”他遲緩地問道。

“他知道一些，”我說，“保羅·馬斯頓這名字對他來說意味著某種東西。我問過他一回，他神色古怪，但沒告訴我原因。”

她沒搭理我，而是對著斯潘塞說話。

“為什麽這麽問？羅傑當然什麽都知道。”她耐心地微笑著看著斯潘塞，好像他反應有點慢似的。她們的小伎倆。

“那為何在日期上撒謊？”斯潘塞幹巴巴地說道，“他明明是一九四二年失蹤的，為何說是一九四〇年？為何佩戴這枚並非他給你的徽章，卻非要說是他給你的？”

“也許我是迷失在夢裏了，”她輕聲說道，“更確切地說，是噩夢。我有許多朋友在大空襲期間喪生。那些日子，當你跟別人道晚安時，你努力不讓它聽上去像是道別，但事實常常就是這樣。而你與戰士說再見，那情形就更叫人揪心了。死的總是那些善良溫和的人。”

他沒說話。我也沒說話。她望著茶幾上的墜子，拿起它，又串回項鏈上，然後神情自若地往後靠去。

“我明白我沒權利盤問你，艾琳，”斯潘塞慢吞吞地說，“忘了這事吧。馬洛拿一枚軍徽和一份結婚證書小題大做，讓我一時也起了疑惑。”

“馬洛先生，”她輕聲對他說道，“小題大做，可碰到真正的大事——比如救人一命——他卻跑去湖邊看什麽汽艇。”

“以後你再也沒見過保羅·馬斯頓？”我問道。

“怎麽可能？他已經死了。”

“你不知道他已經死了。紅十字會也沒出死亡報告。他也許被關在牢裏。”

她忽然打了個哆嗦。“一九四二年十月，”她慢慢地說道，“希特勒發布了一道命令，所有在獄英軍突擊隊員都要交付蓋世太保處置。我想，我們都知道這意味著什麽。在蓋世太保的某間地牢裏遭受嚴刑拷打，不為人知地死去。”她又打了個哆嗦，憤怒地注視著我。“你是個非常可惡的家夥。你讓我再經受一遍，就是為了懲罰我撒了個微不足道的謊。假如你愛的人被那些人抓住了，你知道發生過的情形，那麽什麽樣的命運會落到他或她頭上？我想建立另一份記憶，就算是虛假的，難道有那麽奇怪嗎？”

“我需要喝點東西，”斯潘塞說，“非常需要。可以嗎？”

她拍拍手，甜哥兒不知從什麽地方冒了出來，他向來如此。他朝斯潘塞哈了哈腰。

“您想喝什麽，斯潘塞先生？”

“純蘇格蘭威士忌，多來點兒。”斯潘塞說。

甜哥兒走到客廳一角，從墻裏拖出吧台，取出酒瓶，往一只杯子裏倒了些。他走回來，把杯子放在斯潘塞跟前，然後準備離開。

“甜哥兒，”艾琳平靜地說，“說不定馬洛先生也想喝一杯。”

他停下腳，瞧著她，黑著一張緊繃的臉。

“不用，謝謝，”我說，“我不想喝。”

甜哥兒鼻子裏哼了一聲，拔腿走了。又是一陣沉默。斯潘塞放下還剩一半的酒，點燃一支煙。他開始對我說話，眼睛卻不看著我。

“我敢肯定韋德夫人或甜哥兒能夠送我回貝弗利山莊。不行的話，我會叫出租。我想你要說的已經說完了吧。”

我折起那份認證過的結婚證書復印件，收進口袋。

“你確定想要這麽辦？”我問他。

“大家都想這麽辦。”

“行。”我站起身來，“我想是我太傻，費心費力做這些。你身為一流出版商，有一流出版商的腦筋——如果幹這一行需要腦筋的話——你應當明白我來這兒不會只是為了扮扮黑臉。我提及舊事，自掏腰包獲取事實，不是為了跟誰過不去。我調查保羅·馬斯頓不是因為蓋世太保殺了他，不是因為韋德夫人戴了假冒的軍徽，也不是因為她混淆了日期，更不是因為她與他之間倉促的戰時婚姻。我開始調查他時，什麽都不知道，除了他的姓名。你以為我是怎麽知道的？”

“毫無疑問，有人告訴了你。”斯潘塞沖口而出。

“正是，斯潘塞先生。那人是戰後在紐約和他認識的，回來後又在蔡森酒吧撞見他和他妻子。”

“馬斯頓是個常見的姓。”斯潘塞說著啜了一口威士忌。他扭了扭腦袋，右眼皮略略下垂，於是我又坐了下來。“保羅·馬斯頓這名字不可能獨一無二。舉例來說，在紐約地區，就有十九個霍華德·斯潘塞列在電話簿上，其中四個幹脆就是霍華德·斯潘塞，沒有中間名縮寫。”

“不錯。但是，你說會有多少個保羅·馬斯頓半邊臉被延遲爆炸的迫擊炮彈碎片毀掉，留有疤痕和整容手術的刀疤？”

斯潘塞嘴巴張開，發出一種粗重的呼吸聲。他掏出手帕，擦著腦門。

“你說會有多少個保羅·馬斯頓在那次迫擊炮彈爆炸事件中救了曼迪·曼寧德茲和蘭迪·斯塔爾那兩個鐵腕賭徒的性命？他們還活著，記得清清楚楚。等到適當的時候，他們會說話的。斯潘塞，怎麽不再光火了？特裏·倫諾克斯和保羅·馬斯頓是同一個人。這可以毫無疑問地得到證實。”